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高速周期已经结束(32年)，依靠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外贸和持续高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过去的高增长举世瞩目。而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随着劳动收入的不断提高，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从表面上分析，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运行中调结构的必然性、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劳动力供给的回落使经济继续高速发展障碍重重。实际上，经济发展中还有技术引进差距缩小、举国固定资产投资收缩、东部增长回落三大因素才是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速增长的最大诱因。

　　简单地说，第一，我国通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技术的引进和自我更新已经使得工业和科学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由技术革新导致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加速度在未来将呈现逐步收缩的局面；

　　第二，城镇化建设的第一高峰期已经过去，公路、铁路、航空、市政等建设已经在全国各地完成了初期的几乎所有的投资，有些城市甚至已经相当发达。因此，靠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再次启动以固定资产投资为核心的综合建设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的空间已经被挤压，或者说已经透支。未来，在现有基础上的精细化投资、区域化投资、时间性投资还将继续，但其建设规模、投资总量、对就业和相关工业的拉动应不可能再次回到之前的30年的水平；

　　第三，经过30多年的建设，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不折不扣的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随着经济的转型，其内生增长的动力也开始发生转变，在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之前，其经济的增长明显放缓，因此对全国增长的贡献也开始逐步回落。

　　这三大原因，形成了全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速转变的客观反映。

　　应用在对政策的判断上，有一点信息需要特别强调，即对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速的判断和认识，中央和管理层已经十分清醒。因此，在所谓的“救经济”、“保八”的预判前提下，认为经济数据一旦下滑就能引起中央决策层出台各项政策以保住之前高速发展的状态，从而进一步期待货币的再次放松、期待延缓传统产业转型的政策的出台，我们认为都是不冷静的。

　　未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调控的目标已经是以“中速增长”为前提，即企业可盈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一个“可”字，替换了之前政策中的“要”字，我们认为，这种对“高速”结束的清醒认识是务实的，现阶段力求用“中速”发展取而代之，短期内避免硬着陆至“低速”的政策取向将引领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而受此影响，产业发展、行业布局等中观甚至微观的政策调整和趋向也将持续影响资本市场的各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