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十几年后，中国给世界的形象将不再是人口众多，而是族群衰老。

　　用工荒、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枯竭……这几年，一些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强制堕胎的新闻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大反思。

　　人口问题之所以如此被关注，都因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多年以来，中国飙升的各种经济指标每每被庞大的人口基数所摊薄，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又依赖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的支持。那么，我们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了？

　　其实，谈到人口与经济问题，就不能不提英国人马尔萨斯。事实上，从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口爆炸，到后来的马寅初，再到我们熟知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尔萨斯和他的人口理论的影子始终徘徊在我们的周围，或多或少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养不起就不要生？

　　刚刚经历法国大革命的欧洲向英伦三岛吹去了乐观的风。

　　此前，由于工业革命后的生活水平提高，英国人口增长加快，1790年英国开始进口粮食。与此同时，英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受大革命的影响，当时的极端无政府主义和功利主义者戈德文坚信，理性、进步与人的完善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社会发明和技术发明是允许永远进步的。人口压力对(全人类)进入这个乐园不构成任何威胁。欧洲的农业产出实际被土地垄断所限制。”这一派学者认为，没必要过分担心人口压力，贫困的根源在于制度。他们甚至推测未来人类可以长生不老。戈德文过度乐观的观点在当时很有市场，其女婿雪莱就是他的崇拜者。

　　然而，乐观只是单方的。事实上，大革命后的欧洲沉浸在这样的思索中：“人类此后究竟是开始大踏步前进，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和不幸之间徘徊。”

　　显然，马尔萨斯倾向于灰暗的循环论。他预见到，即使在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下，在社会完善的道路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人口压力。

　　马尔萨斯的观点指出，食物对人是必须的；性对人也是必须的。如果无限制生育，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他所能想象的农业产出最多是以算术级数增长。在他的勾勒中，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是你追我赶，无限循环。收入增加后，人口出生与存活随之增长，导致人均收入下降，人口增长于是又放慢。

　　正式发表的《人口理论》获得了持久的成功。1804年，马尔萨斯成为了英国甚至世界首位政治经济学教授。

　　“几何级数”与“生存竞争”的影响甚至深深波及了进化论。1836年环球旅行归来的达尔文“收集了大量材料但没有任何理论”。直到两年后，达尔文偶然读到《人口理论》，思想才豁然开朗。于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就被应用到了自然界。之后斯宾塞又把进化论应用回社会领域，发展出社会进化论，重新回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起点。

　　根据自己的学说，马尔萨斯得出结论：当时社会的贫困问题是人口压力造成的，而人口过剩的原因不是制度，穷人应该为这种恶果负责。所以他坚决主张取消政府对穷人的救济，因为这会鼓励穷人结婚生子，导致进一步的人口膨胀。用他的理论解释就是：在劳动供给应该减少的地方，它反而增加了。

　　这样的说法，恐怕无论听众是穷是富，都会觉得他冷酷无情。“为什么马克思批判他？因为他的解决办法是：养不起就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解释道。

　　其实，这种令人惊愕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解释：“马尔萨斯观察到了人口转变的初期阶段，即婴儿和成人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却没有下降，这时候就会出现人口迅速增长，在结构上的表现就是青少年人口比例升高。”按照这一理论，在工业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人口也会同样经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过程。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威力在于“两个级数”的论述，而该理论的脆弱也在此。携程网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期间，专门研究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发现马尔萨斯的学说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如果资源占经济很大比重，或者假设富裕之后的社会普遍多生孩子，那么马尔萨斯的理论是成立的。而现今的社会，这两种现象都没有发生。”因此，在梁建章看来，马尔萨斯理论的正确仅仅是因为在农业社会，缓慢的技术进步总是被人口增长消化掉。而一旦进入工业革命，技术进步速度就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速。

　　不来回走极端才合理

　　进化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传入中国，便极大震撼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精英。梁启超、严复纷纷撰文鼓吹晚婚、控制生育，认为人口过多是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这种观念自此一直影响着想奋力赶超西方的中华民族。

　　而与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相伴的，正是人口迅速增长。这一现象与当年的英国如出一辙。

　　面对各家各户成群的新生儿，一场大论战在“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与人民领袖毛泽东之间激烈展开。以马寅初受到批判为结局的论战深刻影响了之后几十年中国的人口走向，并催生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

　　当然，各种人、各种事从来不可以用对与错简单划分。几十年后再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的评价或许会更超脱一些。

　　在李建新看来，毛泽东对中国人口的变化其实是顺势而为，“因为他干预的是更宽意义上的人口政策，比如全民的健康和教育，这直接导致中国死亡率的迅速下降。”

　　但是死亡率的下降，辅之以居高不下的出生率，足以使中国人口迅速膨胀。为什么当时没有适当降低生育率呢？顾宝昌认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还原当时的社会氛围。“马寅初说人口增长太快，将来对国家是负担。这个理论是对的，是真理。但不巧的很，他的说法很讨嫌。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生活好不容易安顿下来，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结果你却不让生孩子。所以，论战不只是个人的对错，更多的是这个理论整体上不符合时代潮流。”

　　显然，关于这场论战，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要让更多人明白，在人口与经济双转型过程中，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尽量寻找二者的平衡。“马寅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就说生两个嘛，没说只生一个。毛泽东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人多确实力量大。”梁建章认为，一个社会保持人口的稳定，不来回走极端才是最合理的。李建新也指出，“那个时代最严重的失误是由于经济领域的失败导致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没有形成正循环。但很多人却误认为是人口增长导致了当时的经济下滑。”

　　正如顾宝昌所说，对任何政策都要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想一切办法让经济走上正轨。“人口方面是否可以做点贡献？”他回忆，在正式确立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行文通情达理：现在国家有困难，大家克服一点，少生一点，把困难渡过去，之后我们可以再考虑别的政策。

　　在当年的博士论文中，梁建章系统研究了相关问题，并发现一个企业或国家的创业创新活力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密切关系：“都是50岁的人，都是30岁的人，公司氛围的差别是很大的”。此外，“人口萎缩，需求疲弱，没有一个产业会受益，新的公司更加没有机会。”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最大问题是人口多，美国人口3亿，中国13亿。但是，假如换过来，中国变成3亿人口，中国经济是否就能发展成美国那样了？”在顾宝昌看来，人口的多少并不是迟滞经济发展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