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三届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研讨会暨2012年第四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在复旦大学举行，以“2013重返高增长的改革议程”为主题，围绕结构转型、金融改革、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等话题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沪上经济学人提出了“资本市场开放需谨慎”、“汇率制度改革不能‘简单一跳’”等中肯的建议。

　　城市化应避免误区

　　不少人认为经济高增长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开场演讲即表示乐观。他说，现在常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是只考虑到人口数量的红利，而忽略了人口质量的红利。他预计中国的劳动力质量在未来30年会有巨大提升，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

　　殷醒民认为，保持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放弃投资这个动力源。一个较高的固定资产增长率，既表明一个高的物质资本形成率，也是一个创造就业和扩大消费的过程，更支撑了出口增长率，因而可以形成一个互动的循环过程。而上海社科院经济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刘熀松研究员则认为，未来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可能继续维持20%左右，投资增速下降，势必使未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最乐观的是7.5%左右。

　　学者们认为，城市化进程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提高城市化要避免误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永钦指出，传统观念认为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城市化率越高，经济发展越好。但实际上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低城市化率、低收入导致贫困；另一种则是一部分过度城市化的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城市”没有产出，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中国未来需要提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护体系，这方面可以借助德国和英国的经验。

　　汇改未必“简单一跳”

　　金融及资本市场等方面的 “改革红利”，被广泛视作未来经济发力的新引擎。不过，此次圆桌会议上，学者们也提出了谨慎的建议。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孙华妤教授指出，在汇率制度上，“简单一跳”不一定可以跨过峡谷，反而可能跌入深渊，“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脆弱，很大程度上由猜想和信心支撑的浮动汇率对资产价格、产业利润的影响可能超过金融体系、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在美国、欧洲经济前景不明，短期资本如惊弓之鸟来去忽兮的时候，自由浮动汇率会带来更多扰乱。”完全市场化的汇率仍不能解决货币内生问题。她建议，在当前国际收支顺差状态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协调的有利时机，短期内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维护实体经济开放部门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快金融微观基础建设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林曙教授对资本市场开放发出了提醒。当前中国对于开放资本市场应保留必要的谨慎态度，金融体制改革应稳步推进。他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尽管开放股票市场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短暂繁荣是有巨大代价的，随着投资增长下降，增长效应最终转负。“我们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没有办法有效利用金融资源转化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财税改革如何挖掘红利

　　如何借助财税政策的变化来激发经济增长，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杨志勇研究员表示，中国需要加快税制改革步伐，一方面是将财政政策与税制改革融为一体，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2008年以来一直强调的 “结构性减税”有必要转为全面减税。

　　具体到不同的税种，杨志勇分析说，消费税的改革短期内就可着手，改革方向是下调消费税税率，包括奢侈品消费税负。传统观念认为奢侈品消费群体对价格不敏感，对奢侈品征收重税不会影响奢侈品消费，但实际上，蓬勃发展的境外购物、网购、海外代购已经说明，这样的观念存在误区。

　　在营业税与增值税改革方面，杨志勇认为“营改增”应该尽快推向全国。从中长期看，营业税改革的趋势是全面转为增值税。在改革中，应该结合中小企业特点，大幅上调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