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刘安怡徘徊在十字路口。

　　作为今年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刘本已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因为北京出台本科毕业生留京年龄须不超过24岁的政策，她可能面临离京，而整个清华大学今年有一半学生选择到京外就业。

　　刘安怡的遭遇，是发达城市收紧户籍，控制人口总数的缩影。这使得包括北京在内发达城市，尤其是直辖市和谐指数偏低。

　　根据中国社科院5月19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12年二、三线城市的和谐竞争力较高，一线城市，尤其是发达城市和谐指数低。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和经济大市广州、杭州等均排在十名开外，天津和重庆甚至跌出前100名(大陆共285个城市).

　　这些名列前茅的和谐城市，以二、三线城市多。比如排前50名的大陆城市中，非省会城市、非直辖市城市有35个，占73%，这些城市中市区所辖人口低于100万的中小城市有19个，占38%。

　　中国社科院专家杨杰指出，中小城市一般放开了户籍制度，北京上海等地仍很严格，“户籍制度越严格说明人和人之间的机会平等越差，机会不平等可能对和谐的程度影响比较大。”他说。

　　京津沪渝和谐指数偏低

　　从省级行政单位看，天津和重庆近几年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北京、上海经济增速2012年在全国倒数后两名，但是人均GDP位于全国前3名。而根据社科院报告，这四个直辖市2012年和谐指数，在全国200多个城市排名，普遍不如东部、中部二、三线城市。

　　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的北京，其和谐发展指数排名第12，未进入前10名。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也只是排在第19名。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定位西部地区经济中心的重庆排名更是靠后，分别为131、208位。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排名靠后，与城市身份差别有关，像北上广“不仅歧视农民，还歧视外乡人，这不是一个友好的城市。”

　　“和谐城市”的指标，考虑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都能和谐共处的城市领域，这要求采取公平正义、包容性原则，即能够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并公平的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同时提倡多元共存、开放流动，政府的管理也更加公开透明。

　　杨杰指出，从户籍落户条件、刑事案件(每万人刑事案件数)，政府信息公开，可以很好看当地的服务水平，在这些方面，发达地区，尤其是直辖市很多指标显得比较靠后。

　　比如在社会公平方面，根据全国大陆地区285个城市对外来人口户籍限制的具体政策进行排名，前十的城市除了沈阳和西安，其余均为中小城市。特大城市中，北京排在167位，上海排在169位，天津排在178位，重庆排在85位。

　　在社会安全方面，从影响中国城市犯罪的因素来看，人均GDP与犯罪率有明显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62，因此发达地区的犯罪率一般高于二三线城市。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平均数最高的是东北地区，其次是环渤海区域，东南地区次之。

　　在政府治理方面，根据工信部提供的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程度测评数据，内地城市排名前三的是深圳、无锡和青岛。

　　不如二三线城市引争议

　　有意思的是，本次排名中，除了占绝大多数的东、中部二、三线城市和谐指数高外，四线城市怀化的和谐排名为全国第10位，也引起很大的争议。

　　像北京，其总人口目前为2000多万，早已超出城市早先规划到2020年达到1800万总人口的目标，实施严格的户籍政策，有其不得已之处。但北京在城市治理方面，也有做得很好的，例如物价，除房价外，其他的物价比较低，政府每年补贴交通多达100多亿，轨道交通即使坐上百公里，也只有2元钱。

　　对此，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教授张智新认为，北京的户籍限制政策是在走传统的以提高壁垒来限制流动人口的老路，这样可能会产生更为消极的影响。比如北京市户籍人员和非户籍人员在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享受的待遇非常不公平，这是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它导致北京和谐指数不高。

　　但是北京、上海在行政透明度、群众需求关注度、社会保障程度等方面，都在全国起着表率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光凭户籍制度将一线城市几乎全部拉出前十的行列，是否客观？”张智新有些质疑。

　　数据显示，在政府治理的省级行政区排名方面，根据工信部提供的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程度测评数据，直辖市比较靠前，比如上海第3，天津第4，北京第7，重庆第14.2012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在32个省级政府门户网站当中，北京、上海分列前2位。

　　而怀化在城市的和谐指数排名为全国第10位，与该地建市晚，对户籍限制不大有关。作为“火车拖来的城市”，该市因位居焦柳铁路和湘黔铁路交汇点而立市，整个城市历史仅30多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认为，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导致问题产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比如在欧洲，并不是大城市就非常好，欧洲许多中小城市经济繁荣，环境也很优美，同时社会发展也非常好。

　　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行政级别比较高的城市，过度聚集带来了一些负面性，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挑战很大。“大城市和谐指数低这个问题并不一定反映城市政府所作出的努力比三线城市、二线城市小，而是过度聚集带来的问题更大。”倪鹏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