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当时困难重重的年轻人叫陈天桥，而力主入股年轻人公司的人则是软银赛富的首席合伙人阎焱，一年后，陈天桥的公司纳斯达克上市，陈天桥成为2004年的首富;而阎焱则此役成名，但那时候中国的VC业，处于初创期，谁主沉浮，亦未可知。
时光荏苒，阎焱的赛富基金成为行业翘楚，阎焱也收获了颇多荣誉。《福布斯》2012年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上，阎焱名列27位，《福布斯》2008年度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阎焱居首。而日本首富孙正义还有亚洲首富李嘉诚，都是阎焱的朋友兼商业上的伙伴。经济学家金岩石称其为“中国投资行业中最牛的一个人”。
曾经的投资界大佬，现已退隐江湖的王功权如此评价阎焱，“在中国投资界，阎焱是我最敬佩的重量级投资家之一。我敬佩他不仅仅是因为他高超的专业能力，骄人的成功业绩，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有谦虚的为人态度，深刻的思想水平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商界江湖上的领袖心怀。”
阎焱非常的低调，甚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但他的一些言论被媒体广泛引用。去年，他在微博上就某视频网站创始人在上市后不久抛售股票一事发表观点，“创始人套现是投资之大忌，更不用说如此之大。此股应避之!”
犀利的、一语中地的点评背后，这位被称为VC业教父级的人物始终非常神秘。当然，缘由是他极其不喜欢媒体采访，尤其是纸媒。“不专业，事先不做功课，接受采访跟去学校上课差不多”，他坦陈。因此，留下了一个极其傲慢的背影。
而与阎焱共过事的人则如此点评，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一位与其谈判过的国企高层描述他在“谈判时很强势”，还有人说“只有阎焱搞定别人，没有别人搞定他的时候”。一位朋友眼中的阎焱，则是“够贪婪，够冷酷”。
中环世贸20层，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阎焱，中等个头，一身休闲装，眼神凌厉，气场强大。
今年是阎焱从事风险投资业的第19个年头。此前，他先后从事的职业是飞机设计工程师、社会学学者、世界银行研究员、研究外交政策的博士。
如电影《教父》中讲述的关于意大利移民者成为美国黑手党教父的故事一样，主人公刚开始并没有想着自己会成为教父，只是因缘际会，在一系列看似偶然而必然的事件组合下，因个人性格的缘故，蜕变成为教父。
对于阎焱来说，在他38岁以前，他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商人。此前，他想进入仕途，改变社会，做风险投资之前，他每一次职业的转换，似乎都是为了更靠近他的政治梦想，尽管职业转换的有点频繁，但并不投机，因为在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到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这位风险投资业的教父级人物。
青春重生
阎焱的父亲祖籍河北石家庄，母亲祖籍安徽池州，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是南下的老干部，而母亲是1947年当的兵，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解放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安庆，而阎焱就出生在安庆。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阎焱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候的他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因为没钱买墨汁，就用黄泥巴代替，字写的也像拖把拖出来似的。这引来了众人的围观，那么小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的中央—那一刻的阎焱觉得自己特别的懂事。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文革”之中，阎焱的父母都是干部，自然未能幸免。父亲的工作没了，在家歇着，但依然会被红小兵拉出去批斗。那个阶段，阎焱的父亲又有严重的肺结核，他的身体也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批斗，于是，他逃了。
阎焱父亲躲在一个农庄里，而这个农庄的厂长是他当年南下时的部下。阎焱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头用报纸垒起来，像一堵墙，而他和爸爸就住在报纸垒的墙后面。
有一天夜里，阎焱被父亲的咳嗽吵醒了，他看到，父亲在吐血，一脸盆的血。于是，就连夜找人，但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那时也没有什么医生，后来，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医生，诊断出来父亲是肺部血管爆裂。
批斗，疾病，鲜血……尽管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对于十多岁的阎焱来说，他不大会去思考这个世界怎么了这样沉重且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很快，他就找到了他的乐子。
安庆是个老城，有一个民革。民革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但那时，门都被封起来了。阎焱撬开了其中一个窗户，顺着窗户爬了进去，在里面，他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禁书，《牛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封神榜》和《红楼梦》等。
从窗户里爬进去，然后再从窗户里爬出来，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日子，阎焱过了两个多月。书里的内容对阎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他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
通过阅读，十多岁的阎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
但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被一种政治化浪潮所席卷，而留给一个青春期孩子的内心的，只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对于阎焱来说，他时常被红军长征，延安的革命事迹所打动，而父亲在他小时候给他讲述的一些故事，抗战时如何打鬼子，如何打游击战。在阎焱的心中，这些人都是英雄。伴随着“文革”的到来，有的英雄都躺在了病榻上，或者被批斗摧残。
尽管当时社会环境很严酷，但对一个男孩来说，世界依然是五彩斑斓的。16岁时，因为出色的身体条件，阎焱被市体工大队看中选进了排球队，成了一名专业排球运动员。那时候，阎焱经常为了自己的队友同别人打架。
两年后，阎焱离开了排球队，他跟随着众多的知识青年一样，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阎焱插队的地方是安徽省潜山县，他是1975年的2月插队的，1978年的2月份离开的，呆了整整三年。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穷，非常的艰苦，跟常常讲到的美好理想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过去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开始重新思考。“那个公社书记，一手遮天，为了一点的私利，知青们会去买表贿赂他。”
处于这些现实中间的阎焱，每天的生活大致都是如此，背朝黄土面朝天，对于阎焱来说，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未来或许就是在那个地方生活一辈子，但他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与他同时下乡的7个知青，都随了大流，偷农民的鸡和菜，打架。
孤独而绝望。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阎焱就跟随妈妈来到当时的潜山县县长董怀昌的家里，董曾经跟阎焱的父亲一起南下，是他父亲的手下。但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是不可能为了儿子去求任何人的，插队三年，父亲也从未去过潜山县一次。
在董县长是北方人，媳妇是潜山人，在家里对这个曾经上级的儿子，董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阎焱掉头就走了，此后再也未去过那个县长家里。1977年阎焱考上了南航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并顺利毕业。
四年后，他被分配到江淮航空仪表厂担任工程师，但是工厂里的生活很快让他觉得厌倦，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特别想改造社会，因为我插过队，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事，能改变这社会;等我分配到工厂去以后，尽管是总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阎焱回忆说。
做了两年的工程师之后，阎焱毅然决然地转轨了。
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理由很简单，他想改造社会，当然，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是进入仕途。在当时的阎焱看来，中国人对权力的遵从和崇拜远远超过任何东西。
那时的阎焱理所应当地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毕业了一定能进入政府部门。整个“文革”期间，社会学被看成右派学科，而1978年到1984年，只有三个大学开设了社会学的学科，北大、南开和中山大学。那一年报考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的有几千人，阎焱考取了。
北大的三年时光对阎焱来说，充满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一个胸怀理想，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在未名湖畔，开始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他开始探寻他对现状不满的深层次根源，在阎焱看来，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本能上的愤青。
“比如说那是我们早年对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民主的精髓不是这个，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对我来讲，是我真正的开始在理性上启蒙和觉醒的阶段。”阎焱如此说。
在北大读社会系研究生的时候，阎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北大学生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5年的一段特殊的经历让阎焱内心非常失落，他内心依靠从政来改造社会不公正的想法动摇了。他觉得在一颗大树上，如果处于枝丫的位置，或许只能成为加大风力或者降低风力，于树干本身力量微乎其微。
海外岁月
北大硕士研究生快要毕业时，阎焱才明白，当不当官和学校没多大关系。事与愿违，只是凭着一腔激情和道听途说来的消息陷于被动盲从。他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后，寻找机会。
1986年，阎焱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学位。“我记得特清楚，坐飞机在纽约降落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过那么多的车，高速公路上全是车，晚上，车灯都开着，就像一条长的光带，非常壮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阎焱说。
美国的幅员之辽阔，土地之肥沃，对阎焱的冲击是震撼性的。但是它又是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社会，爱说什么说什么，爱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违法。
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里面留学生的那种生活，打工，而后自己办工厂。阎焱认为，80年代初出去的留学生理工科居多，这些学生们时常聚在一起，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英文又一般，毕业后，大部分人的前途就是得到一个绿卡，找一个工程师的工作。
对阎焱来说，他们的路径是相当陌生的，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阎焱深知在美国社会，英文的重要性。
初到美国，阎焱的英文不过关，他就搬到了美国的一个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一段时间，他不和任何的中国人来往，也不看任何的中国文字。一年将近的时候，他有个很有趣的发现，他做梦都能说出来英文，他知道，自己的英文过关了。
如今，阎焱的英文词语可能没有当地人多，但在口头表述上，书面表达的清晰上，他可以做到很好。因为当时普林斯顿给的奖学金够多，阎焱不用去打工。到美国的第一件事，阎焱就花了6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寒暑假的时候，也用多余的钱去帮家里买个三大件啥的。
剩下的则是心无旁骛的读书，他对自己前途的定位是将来去做研究，回国当教授。在普林斯顿，他见到了两个人，余英时和杨小凯，他内心想从政的想法又被勾了起来。
普林斯顿的阎焱和早年在北大校园阎焱入仕的想法截然不同，尽管初衷非常的一致。早年想从政就是想进入体制内，但是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并未改变，但是他的想法是寄希望于中国改革的进程，希望自己在政治序列里能有一席之地，去做力所能及的点事情。
在美国社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亨利保尔森，新一任的美国财政部长。此人名字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并不陌生，知道他是高盛的总裁，是华尔街“最有权力”的人，在2006年的时候，他成为美国财长，鲍尔森做财长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在高盛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在普林斯顿，阎焱跑去上余英时的课，余先生乡音未改。课后，阎焱跑去跟余先生交流，“余先生你是安徽人，他说是的;你是安庆人，他说是的;你是潜山人，他大为诧异。”阎焱笑谈。
他不知阎焱在那里插过队。阎焱跟余英时的交往颇多。除了上课之外，有一个由头是普林斯顿的一个校友捐了100万美元，让用于公益事业，这个钱由余先生，阎焱和另外一个普林斯顿的校友管理。三个人的身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
那个钱用来资助的第一个人是画家张朗朗。张父是张铁，也是一个画家，研究美术史，“文革”时，遭到江青陷害，如遇七年，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第二个人叫苏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美国文学的。
当然，在普林斯顿阎焱的学习成绩很好，博士生资格考试，阎焱的历史考了最高分，拿到了1.8万美元的荣誉奖学金，然后拿着这个钱就跑去东欧呆了三个月。那时候东欧刚发生剧变，冷战结束了。
一度，阎焱的身份是个学者。
普林斯顿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此期间，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的，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
关于保障性制度改革的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就是一个企业既有电影院，也有托儿所，还有医院，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近亲的社会，谁跟谁都是亲戚，企业最后很难管理。
这个研究到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企业一定不能办社会，要把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会。后来中国国企的改制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最初，这个结论是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建议，阎焱是这个研究的工作人员之一。
在世界银行呆了两年，阎焱就跳槽了。
他去了美国智库的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个去该研究所的大陆华人。尽管收入比世界银行的收入低了一半，还要交税，但阎焱还是义无反顾，因为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美国副国务卿，都是阎焱的同事。
“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这个社会最顶端的东西，因此你将来要干什么别的事，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你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阐述。
人脉是最厉害的乘法。这是阎焱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就想明白的一个道理。当然那时候的阎焱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只是身边高盛财长那样比比皆是的美国故事，只是让他明白，有准备的人生就是好的。
1992年，在哈德森研究所潜心做了一年研究的阎焱，他的新书出版了，书名叫《胜利后的尝试》，写的是冷战之后的东亚战略军事。有一天，他躺在床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来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钱，而且不是花小钱，而是花大钱，最好花别人的钱，因为花自己的钱会心疼。”
从那时起，基金经理这个职业在阎焱心目中扎下了根，因为“当基金经理第一是花钱，第二是花大钱，第三是花别人的钱。”阎焱大笑道。
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光，为阎焱日后成为一个投资人奠定了几乎所有的基础。
上帝之手
两年之后，1994年下半年阎焱便到了AIG旗下的AIF基金(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公司，担任该基金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成为在海外进入风险投资行业最早的中国人之一。
2000年，中海油第一次纽约上市失败，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传言，再加上市场条件不好，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中海油一定有什么问题，对其前景表示悲观。在这种背景下，阎焱和中海油的管理层有了第一次的接触。
阎焱跟卫留成(时任中海油董事长兼CEO)、傅成玉(时任中海油执行总裁)在高尔夫球场见了面，一场球打下来，重要的条款几乎全定下来了。其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二人成长经历非常相似，傅在油田打过工，而阎焱插过队，傅和阎都在美国读过书。
中海油的项目报上去，被AIG的投资基金委员会给否了，九个投委会成员，都是些老谋深算的家伙。他们反问阎焱，“你说这么好的公司，为什么上市失败?”阎焱非常郁闷。
临近岁末，AIG在新加坡开年会，他碰到了基辛格，其当时的身份是AIG基金的工委会主席。他对阎焱说，“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啊!”于是阎焱就跟基辛格讲了中海油的事情。“如果 有一家美国石油公司拥有全美国所有的沿海石油开采权，你认为它的发展前景如何?”阎焱说。
中海油在中国，就拥有这样的实力。基辛格立即被说服。阎焱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对中海油2亿美元的投资，此后，李嘉诚跟入。
一年后，中海油在纽约成功上市，AIG放进去的2亿美元投资，不到两年，就变成了6.8亿美元。
那一阶段，阎焱没少替AIG赚钱，但似乎是悄悄的。而活跃在90年代的国内市场上的是另外一批人，他们通过房产生意跻身为富豪。先是在海南，而后在北上广深，但这个群体大多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这也是有原因的。
而那时候的风险投资在中国，很早期，“我记得我最早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的时候，那个是十多年前，在中国最常见的人家就叫我们做皮包公司，因为我们是最典型的皮包公司，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钱，老背着一个包游说别人投资，因此别人叫我们皮包公司。”
1998年-1999年那个年代，风险投资开始在国人心目中有了概念，比“皮包公司”稍微好听些，人们觉得风险投资像“疯钱”、“傻钱”。在咖啡馆里拿着商业计划书给投资人讲生动故事的大有人在，在几个星期内融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美元绝不是天方夜谭。外国的风险投资商会主动要求，创业者最好在项目中占据主要的股份，投入的资金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花完等传统投资商很难想象的投资原则。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白皮书》中，一位业内人士曾如此描述当初第一波互联网热潮时情景：在一家知名的国外风险投资公司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项目统计表，虽然在近百个项目中，只有少数几个标记着盈利的符号，但是，这家风险投资商却非常自豪，因为他觉得自己抢先占领了中国互联网市场的重要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即便对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中，也并没有盈利要求。
直到2004年，阎焱投资盛大之后，似乎才为风险投资正了名。阎焱在AIG呆了8年之后，才来到了软银赛富基金，此基金是美国的思科集团和日本的软银共同成立的一支面向亚洲市场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总共有10亿美元，有4亿美元放在了中国，这就成为软银赛富一期基金的全部来源。
从2001年年初开始，美国软银负责人一直在为软银赛富物色一位Team Leader.美国软银的负责人的原则是，要为软银赛富找到一位既能做教练员，又能当运动员的老大，而阎焱多重的人生经历无疑为他增分不少：下过乡、留过洋，工科出身，又研究过社会学和经济学。当时阎焱的身份是AIG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已在此服务多年。
2004年，软银赛富投资盛大网络几乎成为中国投资行业最经典的教科书。
当时的盛大，由于投资者撤资风波、与韩国Actoz公司的私服纠纷，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当阎焱决定投资盛大时，外界都惊呼看不懂。
两年后，软银赛富退出时，4000万美元狂赚了5.5 亿美元，得到了15倍的回报。这个战绩已成为了中国MBA的经典案例。对此，阎焱觉得，盛大在上市之前，全世界尚无一家在线游戏公司上市，它是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2005年7月12日，软银赛富独立，募集第二期基金6.4亿美元;2006年，阎焱募集的第三期基金是11亿美元，其间，李嘉诚曾主动表示要向阎焱投资3亿美元，然而他却婉言谢绝。最后，阎焱只接受了李嘉诚的1800万美元。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的是：软银第一期基金名为软银亚洲，孙正义为控股者;第二期更名为软银赛富。软银不再是GP(英文general partner 一般合伙人)，但还在LP(英文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基金的出资人)中占有一席;而在赛富三期基金中，软银既不是LP，也不是GP了。
行业惯例，投资基金的投资回报是二八分成，即其中80%归LP，20%归GP.尽管盛大一役获得高额的回报，但按照行业惯例，利润都被GP和LP拿走，但阎焱和他的团队只能算一个打工的。那时，包括IDGVC、软银亚洲、Intel Capital等，中国的管理者都如此生存。
软银赛富独立后，原软银亚洲的团队成员都留在了赛富。成功独立，又与老东家不伤和气，阎焱做到了。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以阎焱为首的管理团队取得赛富的全部GP股权。这就意味着，新基金所得的投资回报中的20%将全部归阎焱等管理团队。
当然，做投资做的顺风顺水的阎焱，个人风格也逐渐凸显。2004年底，软银赛富与光线传媒的的投资谈判搁浅。联合IDGVC的软银赛富，出价为1000万美元，占光线16%左右的股份，投资意向书很快签订。此后，王长田向软银赛富提出加价要求，后者接受。
但随后，咨询了一些朋友后，王长田还是觉得自己卖便宜了。虽然为难，王长田还是再次向软银赛富的负责人阎焱提出了加价要求。“价格已经重新谈过一次了!”作风强势的阎焱拂袖而去。2005年10月，软银转而投资了另一家民营电视公司欢乐传媒。
当然，近日软银赛富与雷士照明之争也颇能凸显阎焱的个人风格。
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雷士照明与软银赛富之间的纷争，使得创始人吴长江与投资人阎焱之间的矛盾数度升温，当然，创始人吴长江离职背后的因素错综复杂，阎焱的做法坚守了华尔街的规则，冷酷而无情。
本来故事写到这里或许充满了悲情，是一个创始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恩怨故事，但故事并没有止于此，当民族概念出笼，经销商逼宫，员工罢工，这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事情更为扑朔迷离。
其实，成就阎焱的，则是他的“够贪婪和够冷酷。”“什么叫贪婪?贪婪就是充满希望，下注在一个看起来只有万分之一可能的事情。所谓冷酷，就是同时要保持非常冷静和高度理性，不能为某些表面的东西所诱惑。”阎焱的一位朋友诠释道。
这里有一个需要交待的细节：阎焱是一个业余高尔夫球手，很多投资项目都始于高尔夫球场，对于早年有过一段专业排球运动经历的阎焱来说，相当的有运动天赋，他的高尔夫打得不错。一般可以打到七八十杆，赛富的合伙人羊东听到阎焱这个成绩时，起初还以为他在吹牛。
十年辛苦不寻常，阎焱每天看上千封邮件，每年看三四百个项目，参加无数的会议论坛。人们称他为“VC教父”，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漂亮的成绩单，分众传媒、百度、阿里巴巴、巨人网络等。论坛中，阎焱有一些惊人之语会被媒体挑出来报道，“在我看来，中国95%以上都是在忽悠，留下5%中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阎焱认为，“在风投业，真正看重的是机构是否作为领投人进入一家企业，特别是第一轮。一定要做出有开创性的投资，而不是老是做跟随者。如果只在第三四轮进去就无任何意义了。”因此，他很少跟着市场热点走，这两年很热的团购，赛富都未投，某著名电商也找过赛富两次，他也没投。
这么多年，他和他的赛富均已成为行业的风向标。
赛富十年，从最初的两个个员工，到2011年的78人。阎焱归纳赛富创造了两个第一，“赛富是第一个从国际投资机构中作为中国人的团队独立出来的。”赛富也是第一家中国人的团队在国际资本市场突起的，赛富的第一支独立融资基金比IDG和鼎晖都募集的早。
阎焱也隶属于“投资家”这个群体，成为财富和资本的代言人。
这个群体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他们游走于实业和资本之间，以“拼缝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残酷围猎财富;他们比企业家获利更多、更快捷，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他们成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也因此被天然地当作了“暴发户”和贪婪的“****”。
国内媒体上不乏这种“****”形象，他们在中国媒体中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存在着，要么被“神话”，要么被“鄙夷”。
在风投业做得顺风顺水的阎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依然未泯灭，非常想成为中国的亨利保尔森，但现在他对自己和体系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以他多年在商场上商业投资教父的性格，在官场上其实很难生存。
现在，走了那么多路之后，他至始至终，他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