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几家公司东窗事发，一个行业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今年以来，广东华鼎融资担保、创富融资担保先后爆出违规丑闻，北京中担投资信用担保公司又陷入危局。在经济寒冬期，担保行

　　而目前，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证实，北京、广州、江浙等地区的监管部门已经借着担保机构年审换证之机实行大规模的整顿，清理违规经营的担保公司，与此同时，多地的担保牌照也暂停审批。

　　一场大洗牌已然开始，而担保行业将因此脱胎换骨？

　　丑闻引来严管

　　整顿出乎预期的严厉。

　　10月12日，内蒙古金融办发布公告，注销包头市永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经营许可证。

　　两个月前，8月21日，江苏省收回81张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经营牌照，其中包括负责人已“跑路”的江苏薛氏高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

　　毗邻的浙江同样“毫不松懈”。5月，该省发布的一份《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五年规划》指出，到2016年，浙江省融资性担保机构总数将从目前的676家精简至400家。

　　以湖州为例，截至7月，该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数量已由之前的72家缩减至41家，淘汰率为43%。相距不远的温州，2010年底，在该市经贸委备案，具备“开业备案证”及“营运备案证”两证的担保公司总共52家，而今年5月，只剩下20余家。

　　而华鼎所在的广东省，信用担保协会副秘书长吴晓光此前曾指出，今年年底前，广州90家融资性担保机构中，1/3或将遭到淘汰。

　　银监会6月份公布的文件披露，截至2011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共有法人机构8402家，其中，国有控股1568家，民营及外资控股的数量则大大超过前者，达到6834家。

　　这份“就2011年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与监管情况答记者问”的文件指出，目前，部分地区批设融资性担保机构数量过多，加剧了担保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乱象，整个行业呈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担保放大倍数难以提高，不利于融资性担保机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的形成。

　　而在这几个月的行业洗牌中，不少民营担保机构纷纷出局。江浙地区一家地方性银行的副行长甚至表示，该行上半年放出的小微企业贷款中，民营机构担保的贷款的不良率是政府背景担保公司的4倍，故而，民营担保机构只能被淘汰。

　　“与民营担保机构相比，政策性担保公司的规模小，管理规范程度更高，同时，他们接手的项目大多具有政府财政支持，风险更小，故而更具备优势。”

　　10月22日，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思聪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民营担保在中国的发展不足十年，直到2007—2009年才开始高速成长，2011年后伴随七部委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而进入调整期，今年的经济形势低迷，再加上一些相对较大的民营担保机构因为自身原因出现了问题，此番种种导致监管部门对整个行业加强了关注和重视，对那些经营不规范的企业实行清理，这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为了加强管束，民营担保机构的牌照发放也逐渐收紧。“前一阵子，有监管人员来四川与我们作了交流，他们的意思很明确，认为担保机构的数量够多了，希望先将其中一部分做大做强，再发展更多的数量。”四川信用与担保协会会长王永其告诉时代周报。

　　目前，全国多地已暂停牌照发放。譬如，3月1日，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布公告称，将暂停新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审批；同时要求各地监管部门结合担保机构年审换证工作，将主要精力放在业务监管上。9月17日，厦门市经济发展局也发布类似公告，宣布暂停审批事宜。

　　“担保的放大倍数最大可以达到4-5倍，但目前，行业内的平均水平是2-3倍，所以，让一些企业做大，把其中的能力发挥出来，这个指导思想是对的。”

　　同时，王永其也告诉时代周报，暂停发放牌照的做法值得商榷。“如果这个企业做得不规范，那么，监管方完全可以枪毙它，但如果是依法规范经营的正当企业，钱是老百姓自己的，他们愿意做这一行，有什么理由不批准呢？”

　　银担关系缓解

　　不过，10月22日，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会长李世奇却认为，今年以来，民营担保机构的数量没有发生较大改变。

　　“有一点需要说明，目前被撤牌或未领到许可证的民营担保企业大多不以担保业务为主业，而真正从事这一行的担保机构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

　　以担保之名，行借贷之实，这已非秘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高峰时期，温州注册有“担保”名称的公司一度多达270家，但真正拥有两证的担保机构在2010年底总共才52家，由此可见，很多民营担保机构实际上并没有与银行进行担保合作，而是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中介。

　　“风险高、收益少，这是担保业的常态。如果企业只做担保，按照国家规定，担保费率也就是1.2%—1.8%，而且，只要一笔业务出现问题，那么，全年都‘白忙’。”周德文说。

　　正因如此，“收着卖白菜的钱，却操着卖****的心”，这句趣言被不少从业者奉为“真实写照”。由于行业的利润空间小，而去年上半年银根紧缩后，民间借贷的利率水涨船高，不少担保公司铤而走险，纷纷涉足灰色产业，并深陷泥潭。

　　而为增加收益，华鼎的做法之一是“瓜分贷款”。此前，广东省某担保公司董事长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曾对此作出了解释：“如果我作为客户向银行贷款1000万，我实际拿到手只有500万，另外500万华鼎拿去做投资。而在我还上500万时，华鼎也须偿还银行500万。”

　　但最终，华鼎出现了资金缺口，无法及时还付欠款。今年初，华鼎、中担等民营担保机构相继爆出危机后，负面效应不断发酵，银行开始单方面停止对担保公司的授信。

　　譬如，据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统计，今年8月底之前，包括工商银行、北京银行在内的一批银行创下了与民营担保机构零业务的纪录。

　　受之影响，2012年上半年，北京担保机构新增担保额582.99亿元，同比下降28.07%，其中，新增融资性担保额343.77亿元，同比下跌19.89%。而广东担保业新增担保额约为590亿元，同比降低近两成。

　　“银行的过度反应使得担保机构的业务量明显下降，而中小企业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找到全新的融资渠道，因而也遭受较大的影响。”李世奇说。

　　“鉴于经济下行、市场需求下降等多方面的因素，到今年年底，北京的新增担保额最理想的状况也只能是与去年持平。”李世奇说。而2011年，北京新增担保额达到694.19亿元，是2006年的3.11倍，换言之，过去5年，这个行业的年均增长高达25%。

　　“担保企业全国有几千家，出现问题的是个别机构，如何让整个行业更加规范，这的确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但无论银行还是监管层，绝不能因为局部的问题要‘封杀’整个行业，这就过分了。”王永其说。

　　整顿不能治本

　　尽管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都表示理解并支持监管部门对不规范现象予以整顿，但意见各异。

　　“毕竟，这个行业只有十年的发展，还很脆弱，所以，目前迫切希望监管部门能够高度关注它、支持它，充分认识到它对于支持经济发展，尤其是促进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李思聪隐约感觉到，与担保公司相比，小额贷款公司正越来越受政策部门的青睐。过去一年，广东省的小贷公司迎来较大较快的发展。央行发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报告显示，广东省已成立小贷机构180家，较去年增长63家；实收资本182.12亿，同比上涨77%。

　　“其实，担保公司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若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优秀的担保企业如果能在银行获得绿色通道，那么，它发挥的作用要超过小贷公司。因为，企业从担保渠道获得资金的成本只有基准利率加上担保费率，接近小贷公司的1/4。”

　　“除了整顿，这个行业其实更需要扶持，需要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认同和支持。”李思聪说。

　　无疑，过度的整顿显得粗暴，在加强管束的同时，担保业更需要几副良药，治愈痼疾。

　　“担保行业为何会出问题？因为，在目前的监管下，担保机构如果规范经营，那么，它很难实现盈利，故而只能打擦边球，甚至千方百计让收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其实应该考虑，如何让担保机构在控制风险、规范运作的同时获得合理的利润。”

　　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对于担保公司而言，银担合作非常重要，而一段健康的关系中，担保公司帮助银行化解风险，这不意味着所有的风险责任都要由担保公司承担。目前，这其中的不合理之处需要调整，但银担关系中，银行往往是强势一方，所以，政府需要在适当时机出面协调。”

　　“其实，在国外，民营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数量很少，多数是政府背景的担保机构，而原因就在于前者找不到盈利模式。而在中国，由于贷款余额很大，民营担保机构不可能马上退出舞台，所以，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研究民营担保机构如何实现升级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王永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