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上周宣布下调基准存贷款利率，“稳增长”再出重拳。然而，货币政策在增速下行期间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如同“推一根软绳”，效果有限，还需与财政政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相配合形成政策合力，为经济注入内生性增长动力。

　　从宏观背景观察，当前西方普遍进入长期减债期。我国短期内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累积、人口红利消退、制度红利衰竭等结构性困难。生产过剩遭遇需求不足，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供求矛盾将进一步积累。无论短期内实施逆周期宏观政策以平滑经济大幅波动，还是长期重塑生产效率增长动力，都不能再只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而是要对既有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和调整。

　　首先，当前以扩张投资需求为主的政策刺激仍不可避免。除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审批步伐外，下一步可对融资平台信贷流入管理适度放宽，其中主要是省级平台，从而将潜在的中长期信贷需求部分转化为真实的信贷需求，通过向地方政府“输血”方式释放这一重要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

　　其次，财政政策实现结构调整的效力要比货币政策有力得多。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增加政府支出、向企业和居民减税让利，是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发展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

　　一方面，下一阶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支持有前途的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全方位培育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继续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36条”细则出台并将政策落到实处。改变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既有模式，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关键一环。

　　另一方面，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减税今年应成为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支撑。在具体执行中，应主要加大对增值税的减税力度。目前推动的“营改增”改革本身便是减税措施，但增值税扩围不是简单地扩大增值税适用范围，增值税税制自身有调整和改革必要。下一步，可降低增值税税率，这样增值税整体税负将趋于下降。

　　最后，提高居民消费率关键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为使中低收入者收入有较快增加，应尽快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配合其他措施，释放消费需求潜力，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