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副会长、金达担保董事长杜建豪：

　　今年以来，受担保机构违规事件影响，不少银行开始逐渐收缩银担业务，有的甚至“一刀切”暂停了与部分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

　　传统业务模式单一、过度依赖银行授信一直是担保机构发展的软肋。在银担合作业务收缩、民间信贷环境恶化的大环境下，民营担保机构如何冲破发展的瓶颈？

　　《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了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副会长、金达担保董事长杜建豪。在他看来，风险防控是担保机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而业务创新则是担保机构冲破当前发展瓶颈的唯一出路。

　　平衡“高风险、低收益”

　　第一财经日报：近段时间，担保机构的违规事件频频发生，你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杜建豪：担保行业最初是为了解决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创立的。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建立的一些机制放在当下可能未必合理了，比如2%~3%的担保费，当时只考虑到担保机构的成本问题，并没有精确地加入风险考量。然而，一些数学模型测算的结果显示，担保手续费要在20%以上，才能保证盈利。这个结果不一定准确，但却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担保行业所承受的风险和其收益并不匹配。

　　所以，担保行业在这么一个脆弱的时间点上爆发危机也是正常的，但现在要急功近利地重塑担保行业的盈利模型也是不现实的，这个行业的规范需要时间，行业的盈利模式重塑尚需时日。担保机构实际上并不是单纯地用自有资金来担保，真正的担保是要依靠社会公信力，这才是担保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担保行业的从业人员和经营层都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充分的耐心，而不能只追逐眼前的利益。

　　日报：当前，担保机构尤其是民营担保机构的发展好像到了“瓶颈期”。在你看来，未来担保机构新的盈利增长点在哪儿？

　　杜建豪：目前，担保公司的主营业务大致可分为融资担保、工程担保、司法担保三大块。司法担保则包括了诉讼担保、反诉讼担保、执行担保、涉案人员短期出国担保等。此外，还有部分商业合同担保，商业合同履行领域涉及到的担保项目。

　　事实上，我认为未来中国最大的担保市场是在非融资领域，尤其是商业担保部分。因为，中国经济市场在交易过程中明显缺乏信任感，从而给担保机构提供巨大的业务空间。但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担保机构仍然执着于“融资性担保”的市场，不愿意开拓新市场。这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要往一个小桥走，而新市场还处于一个待开发的状态。

　　日报：很多人认为担保行业是一个“高风险、低收益”行业，你认为如何才能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

　　杜建豪：担保行业在中国的发展至今不过20余年，担保文化也历经了几个阶段的变迁。第一个阶段是实物担保；第二个阶段是组合担保，即当借款人自身财产不足时，由机构来组合涉及公司和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资产，包括存货应收贷款、商标权、知识产权、个人连带责任等。这就好比把符合担保条件的东西都往一个“篮子”里放，只要总的“量”达到就可以了。而这种模式的弊病就是，很多担保物是重合的，所以指示性不很强，在处理变现时也比较麻烦。

　　而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探索第三个阶段，即一种过程担保。我们认为担保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时点”的风险，而是一个“过程”的风险。眼下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把原来在某一个“时点”对于风险的控制扩展成一个“时段”。例如，对企业的风险控制就要结合产业上下游，结合企业自身的经营模式，关注它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并进行有效的控制。而担保机构未来发展的出路也在于过程担保的操作，是否能够把担保客户后续的经营和风险有效地管理起来，发挥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益的补充作用。

　　“新市场”创新

　　日报：金达担保在这个“新市场”的探索中具体做了哪些尝试和创新？

　　杜建豪：刚才提到了过程担保，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文化创意产业”担保就是属于过程担保的范畴，例如给影视剧做融资担保。这些中小规模的影视公司是最典型的轻资产，这个担保产品实际上是把每一个业务当成一个项目贷款来做。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项目，即影视剧有没有订单。

　　在具体操作中，我们首先在合同上做了改进，创造性地发明了两个植入性条款：第一是借款方把影视剧的全部合同款打入我们合作银行的指定账户，而这个账户则由我们和借款人双控；第二是在合同中注明，电视台需要把应收账款全部质押给我们。目前看来，这种“合同”管理的效果非常好。当然，在贷后管理方面，我们也有一套完整的操作办法，以适应不同影视剧的拍摄情况。

　　日报：“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很广，金达担保在设计相关担保产品时，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杜建豪：事实上，在这个领域我们有很多产品，而具体到某一个方案上，往往是个性化的。现在中小企业千差万别，很难用一个固有模式来进行批量处理。例如，有的模式在温州、宁波就应用得很好，但拿到北京可能就推广不起来。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文化、经济等差异性明显，我们的担保产品如果不进行个性化的调整，风险就会很大。

　　日报：除了产品上的创新，我听说有些担保公司也在向着多牌照的“类金融机构”发展，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杜建豪：担保机构的业务涉及金融领域的多个环节，把这么好的资源仅仅约束在传统领域，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如果能联合金融产业链，建立客户共享机制，例如在金融控股模型下组建不同金融业的合作和交叉销售，这样可以有助于整体收益提高，产生巨大的增值效应。我们现在的发展方向主要是选择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合作，并在监管允许的范围之内开展业务合作。

　　“细节决定成败”

　　日报：对于担保机构而言，风险防控可以说是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在实践中，你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杜建豪：我们要牢记担保的本质属性，担保是一个特别鲜明的“零和游戏”，它需要担保机构自身形成一个内控极好、风险偏好适度的闭环式操作。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会产生不可控的风险。

　　而从整个金融产业链来看，担保机构最终发展的核心功能应该是具有“过程反担保”的控制机制功能。银行已经有一套成熟的风险预警机制，担保机构更应该提高自身风险排查和预警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的金融链条里体现自己的价值。

　　自从“中担事件”之后，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轮风险排查。担保行业就是一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所需要的就是“细节决定成败”。以围绕商圈开展的小微企业担保业务为例，首先要熟悉商圈、摸清状况，哪些规模最大，哪些又属于第二、第三梯队，它们之间有何关联。具体操作中，我们就可以按照不同的层级操作模式进行风险控制。此外，我们也在市场设有专门的办公室，进行保后的日常化管理，对于库存、需求、甲方供货等等都要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