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上空有个黑盖，盖子的中心在石景山，它的下面就是首钢。”早些年，北京人这样描述“首钢—石景山—北京”这三者之间的污染因果链。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首钢所在的石景山区全年二级以上(含二级)的天数仅占全年的一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2003年，北京市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达到71783.9吨。而首钢排出的可吸入颗粒物就占了近四分之一。

　　北京所面临的这一困境仅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能源、资源高消耗的基础之上的，但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

　　如何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

　　首钢搬迁的故事

　　从天安门出发，沿着长安街西行17公里，就到了位于石景山南麓、永定河畔的首都钢铁集团旧址。

　　盖着绿色琉璃瓦的仿古大门外人来车往，但穿过厂门，越往里走行人越少，到了厂区西北部的旧工业区，则是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

　　厂区的铁道上长满了杂草，地上、空中的管道设施锈迹斑斑，巨大的高炉静静地站在那里，废弃的车辆下不时会蹿出几条野狗，甚至在一些厂房的墙壁上，写着“严禁大便”和“防止墙皮脱落”的字样。

　　在厂区推着破旧自行车的一位老工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首钢的前身是1919年开始建设的石景山钢铁厂，建国前30年只生产了28.6万吨生铁。新中国成立后，首钢成为北京为数不多的以“首都”冠名的企业，是北京工业的标杆企业。在鼎盛时期，首钢一家企业的利税就占到全北京市税收的1/4.

　　1978年首钢钢产量179万吨，销售收入14.43亿元，成为全国十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首钢的年钢产量由100万吨猛增至800多万吨，在中国钢铁企业中排第一位。2009年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首钢销售收入列第12位，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列第39位。

　　随着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首钢对大气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最为严重的时期，在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范围内，首钢的粉尘排放量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高达34吨。

　　“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两难选择，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时尘埃落定。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首钢搬迁方案，同意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建设一个新首钢，在顺义建设冷轧薄板生产线，到2010年底完成搬迁。

　　2011年1月14日上午，首钢高炉的烈焰慢慢熄灭，转炉的钢花渐渐暗淡，十里钢城不再机器轰鸣、浓烟滚滚。从这一天起，首钢石景山厂区全面停产，这标志着具有91年历史的首钢进入了全新的转型发展阶段。

　　对于这次“大搬迁”，首钢股份总会计师张凤文曾表示：“我们绝不是‘异地复制’，更不是‘污染搬家’，而是全面贯彻循环经济的绿色搬家理念。”

　　去年，首钢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255亿元，钢产量3142万吨。而今年首钢计划实现销售收入2210亿元，钢产量3236万吨。

　　如果说，首钢这些年所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之路的话，那么，这种发展模式该彻底改变了。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办事处能源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本报记者说，实践证明，“先污染，后治理”不行，“边污染，边治理”也不行，必须走“环境优先”这条路。

　　难与排放“脱钩”

　　要走上“环境优先”这条转型之路，首先需要认清自己。

　　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牛文元称，我国目前正在由一个低能源消耗国家迅速变为高耗能国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将占到全球能源总消耗的60%左右。牛文元称，这对我国、对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介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近10年持续超过9%。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机构和人员，努力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但中国仍然为目前的经济发展成果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杨富强说，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采用“高增长、高污染”的模式，经济增长很难与污染排放脱钩。通过考察国民经济和资源消耗的规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201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0%，但能源消费量却占了全球的20%，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的先进水平高10%~20%。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2010年我国的资源产出率只及日本的七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中国科学院2009年开展的一项评估(该评估不仅包括空气和水污染，同时也分析资源消耗和生态退化)认为，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评估结果显示，2005年中国资源和环境退化的总成本达到当年GDP的13.5%。这个水平远高于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接近加纳、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家。

　　目前，中国的绿色发展还是落后于“褐色”和“黑色”发展。这其中，空气质量的好坏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绿度”的重要标尺。

　　今年初，我国东部地区的雾霾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浓度水平高，均属近年来罕见。

　　“我国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以大家最为关注的PM2.5为例，全国70%左右、重点区域80%以上的城市达不到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说。

　　清华大学、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今年公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报告称，2010年，我国因PM2.5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为123.4万例，占当年全国死亡总人数的近14.9%。

　　据介绍，我国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巨大，201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2267.8万吨、2273.6万吨，位居世界第一，烟粉尘排放量为1446.1万吨，均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

　　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辽宁中部、山东、武汉及其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等13个重点区域，是我国经济活动水平和污染排放高度集中的区域，大气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在区域空气质量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单个地区的“变绿”无济于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说，北京现在基本不烧煤，但周边省份增加的燃煤是北京减少的煤的好几倍。北京进行了产业转型，但河北还有近亿吨的钢铁产能，这么大的生产消耗需要能源。再比如，北京已普遍使用天然气，但河北小县城里居民楼采暖没有天然气，仍然用煤。

　　总体环境仍在恶化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最新研究显示，近30年来，中国既没有遏制住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也没有遏制住生态退化的趋势。环境质量在局部有所改善的同时，总体仍在继续恶化。

　　据全国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介绍，首先是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中国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并远远超过自身的环境容量。目前，中国消费了世界11%的石油和49%的煤炭，排放了占世界26%的二氧化硫、28%的氮氧化合物和21%的二氧化碳。其次是区域复合型污染日渐显现。大气污染已由传统的局部煤烟型污染转向区域复合型污染。这在中国东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黄河、松花江、淮河和辽河流域为轻度污染，劣Ⅴ类水质断面占比分别为18.6%、14.3%、15.1%和10.8%，这些流域支流污染仍然十分严重。2011年，中国200多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监测，在总共4700多个监测点中，水质较差至极差的水质占比55%，表明中国一半以上的地下水已受污染。

　　传统污染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污染问题又接踵而至，不断加剧中国业已恶化的环境形势。目前，中国汞污染十分严重。土壤汞含量比背景值高3~10倍，相应的蔬菜作物、田间杂草汞含量也超过卫生标准的20~30倍。工业水污染排放中，除了常规污染物外，有些还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持久性有毒污染物(PTS)。此外，重金属污染、土壤污染、电子垃圾等问题也非常突出。

　　从2002年下半年起，中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扩张阶段，各地纷纷上马钢铁、水泥、化工、火电等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致使能源资源供给全面趋紧，污染物排放急剧攀升。“十五”期间中国环境保护目标没能完成。

　　从总体上看，眼下，中国刚刚达到控制污染所需投入的低限。这一时期环境状况总体上看，仍呈继续恶化趋势，但恶化程度有所减轻。

　　尽快启动环境税改革

　　“未来10年，中国迫切需要在环境与发展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摆脱过去那种经济决定环境的藩篱，走向环境决定经济的新轨。”骆建华说。

　　本报记者注意到，中国的绿色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型的国家意志能否在地方层面得到有效实施。

　　建设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离不开有效的经济手段，其中，一个完备的环境税收体系作用巨大。

　　骆建华称，目前西方国家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环境税体系，环境税涉及大气、水污染物，以及各种污染类产品等10多种，课征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硫税、氮税、碳税、污水税、燃油税、垃圾税等。“环境税开征涉及面广，牵扯利益多，应本着先易后难、税费并举的原则，逐步设立和征收。目前条件比较成熟的可先征，条件不成熟的可缓征，但必须尽快启动这项税制改革”。

　　考虑到现实条件，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今年初已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目前仅开征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工业COD三个税种，税率暂定为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均为2元/千克，COD为3元/千克。据此测算，一年环境税收入大约9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