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大幅度增加投入，实施各种优惠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诸如急躁冒进，雷同式布局，前瞻性研究缺失等现象开始不断显现。

　　“当前各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趣很高，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5月22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201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致辞时如是说。他认为，在充分发挥企业作用的同时必须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要制定一系列支持政策，改革不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尤其是要注重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结合。

　　近几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成绩喜人。但也要对出现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进行反思和总结。

　　“新兴产业已经走在‘十字路口’，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千万不要再重蹈液晶显示器的覆辙。”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论坛上发言时这样提醒。

　　前车之鉴是，我国曾经花费20年的时间使电视产业工业价值链的95%在本土兴起，成为当时中国引进技术的典型。但是本世纪初短短几年以液晶面板为主的平板显示器对显象管技术的替代对中国彩电工业带来了重大打击。到了2008年，中国彩电工业由于没有能力参与到这一全球性的产业技术替代过程，只能被动跟随，以至于彩电价值链80%再度转移到国外。

　　“这些事件反复发生，关键在于没有吸取教训，无序的发展模式，缺乏支撑的发展模式在一些领域正在重演。”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看来，新兴产业意味着更高的附加值，但是我国一些新兴产业没有获得高利润，反而进入了低附加值陷阱。一些产业和传统制造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问题根源在哪儿？徐冠华说，一是战略规划前瞻性不足，导致判断失误。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市场机会前瞻性研究严重缺失，研发不利。对前沿高新技术研究支持力度不够，不能有效担当新兴产业实质性技术支撑。三是缺乏产业化和产业链的宏观布局。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发展规划战略和政策协调衔接不利。导致了在市场、研发、金融、贸易整个产业链的脱节。难以形成配合有序的高价值产业链。

　　如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科技和经济结合体制。大力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创新环境。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将坚持“创新驱动”战略。而实际上，创新必须实现多种要素在载体上的聚集，包括金融、服务、产业等等，而产业地产正是实现这些要素聚集的最佳载体。

　　在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总经理郭莹辉看来，中国能不能崛起，能不能改变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关键在于中国能不能诞生若干世界意义的、新兴的产业集群。他在发言中强调，发挥科技园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

　　郭莹辉说，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只有集群化发展才能激发出更大的能量。科技园区是产业耦合为基础，通过优化园区企业产业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通过政府的政策优惠和市场各方提供的配套产业服务。不仅如此，科技园区通过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增强企业间的互信合作，减少企业间交易的成本。使企业更好地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并通过产业关联的各个环节，衍生出一批具有合作关系的关联企业，壮大产业集群，提升产业竞争力。

　　以中关村为例，2012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现总收入2.45万亿元，同比增长25%，企业实现缴税1500亿元同比增长50%。企业利润总额1731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出口231亿美元，约占北京市出口总额近40%。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超过900亿元，同比增长25%。

　　他说，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科技园区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聚焦电子生物、航空航天等领域产业提供了坚强的基础，扶持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企业持续做大做强。相关资料显示，2015年中关村就战略性新兴产业总收入将占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50%。

　　此外，党的十八大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而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通过产业积聚和人口积聚，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郭莹辉认为，产业地产是破解城镇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关键。作为新型城镇化推动者的产业地产商应认清这一趋势，助力地方政府准确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产业决策。坚持差异化定位，从区域所处的能级与资源禀赋出发，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定位与发展路径，做到与周边的产业园区错位发展、竞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