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被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边，紧跟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样的表述大有深意存焉。如何把握市场的边界，拿捏政府作为的限度，是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关键所在，运用之妙，关乎繁荣、和谐与民生福祉。

　　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实行的是“一大二公”，市场被赋予特殊含义，民间交易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几乎也斩草除根。1978年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走向了为市场“正名”的历程。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可以和列宁的“从多国到一国”、毛泽东的“从城市到农村”相媲美。

　　而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创造“中国奇迹”的实践，也是对市场理论的最好注脚，对市场经济的最好赞歌。

　　要创造“中国奇迹第二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仍然面临着“难啃的硬骨头”，比如政府如何约束手中的权力，减少审批“寻租”，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比如垄断资源、效率低下，但“大而不能碰”、“大而不能倒”的国有企业，如何通过战略调整，有为有所不为，避免与民争利等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深的水要趟。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法马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要义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市场反映了已经发生的和预期会发生的事情，从长期看是有效的、公平的。但经济发展史表明，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好的市场经济大致相似，而坏的市场经济，则各有各的不同。

　　好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坏的市场经济是权力寻租，产权保护不到位，信息不对称，交易不公平，劣币驱除良币，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因此，要提防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陷阱，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经济的演变历程也说明，政府大包大揽不行，干预太多不行，但完全放任也不行。在经济增速下滑、社会分化加剧、资源环境和心理伦理都严重失衡、失序的背景下，“操着国家福祸之权的执政诸公”(李斯特语)，如何通过“制定贤明的政策”，“就像用魔杖一挥，在短短数年之间****具备”，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以法治为基础的、繁荣与自由的市场经济，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创新。以媒体报道的大连“1910项目”为例，由于过去审批监管等种种原因，现在成为难题：银行面临巨额不良贷款，开发商建成房子却卖不出去濒临破产，购房人掏了钱既住不进去也办不了证，原来的住户失去了家园却没有拿到补偿……这个“戈登结”错综复杂，不仅涉及经济问题，也影响和谐民生，但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能解决的，甚至也不是政府单个部门能解决的。住建部等有关部门态度明确，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就看地方政府的作为了。类似的“疑难杂症”如果有好的解决方案，对治理创新也将是贡献。

　　“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清末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曾撰一联于衙署，提醒自己不能因循守旧、畏缩不前。今天各级为政者的胸怀境界，应该是封建士大夫所难以比拟的。习近平主席日前在索契阐述执政理念，强调“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李克强总理也多次申明，“要打造敢担当、有作为的政府”。这都给人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DF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