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外资撤离问题备受关注，从国际环境到国内状况、从数据变化到媒体报道，确有一些现象令人忧。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表像：不容乐观

　　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资金流出压力，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一是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活动依然疲弱，发达经济体持续不景气，主要新兴经济体受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也出现了经济增速趋缓。2012年一季度，巴西和印度经济同比增速降至0.7%和5.6%，分别较上年同期放缓3.4和4.1个百分点，吸引外资流入的经济基本面受损。二是欧债危机继续发展，特别是3月中下旬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市场避险情绪上升；欧美银行延续去杠杆化进程，资金回流自救需求上升，主要新兴经济体因此开始出现资本外流、储备减少、本币贬值的状况。同为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在所难免会受到影响，资金净流入明显放缓，人民币汇率结束单向升值的走势和预期。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的较大转变引发相关猜想。近期，央行外汇储备及外汇占款增幅放缓甚至下降。2012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汇储备(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下同)仅增加636亿美元，而2011年同期则为增加2810亿美元；6月末央行外汇占款余额较年初上升2801亿元人民币，同比少增86%，且二季度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均呈下降态势。2012年上半年，我国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697亿美元，商务部统计的实际利用外资591亿美元，两者之和已大于同期的外汇储备或央行外汇占款的增加额。某些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大量热钱开始从我国流出。此外，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下出现了季度逆差：2011年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290亿美元，是继2008年四季度后出现的第二次逆差；2012年一季度暂时转顺，二季度又重回逆差714亿美元(初步数据，含误差与遗漏项目)。上述形势的变化好像都在印证外资的撤离。

　　某些跨国企业从我国撤出投资的新闻频现报端。自2011年年底，外资撤资的消息就不断传出：先有福特汽车公司表示，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我国和墨西哥迁回美国；接着是星巴克宣布，将其陶瓷杯制造从我国撤回到美国中西部；今年，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等企业将部分产品从中国多家代工工厂撤离；富士康则宣布向亚洲其他国家分散生产业务，并称将在印尼投资100亿美元设厂；阿迪达斯传出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其在华的最后一家直属工厂……

　　本质：撤资迹象并不明显

　　我国经济形势总体健康，外部冲击风险依然可控。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相对较快、通胀回落、财政状况良好、货物贸易持续顺差、外汇储备规模雄厚，且利用外资主要是稳定性较高的直接投资而非波动性较大的证券投资，有利于抵御跨境资金流动冲击风险。今年上半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略有下跌，但因为人民币对其他大多数货币升值，人民币多边汇率继续走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1~7月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4%和0.7%。4月16日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后，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香港即期市场人民币汇率与境内的价差总体收窄；人民币汇率预期也比较稳定，境内外远期市场价格隐含的一年期人民币升贬值预期幅度基本在2%以内，主要反映了美元低利率情况下的本外币利率差异。总之，人民币汇率正在阶段性趋近市场认可的均衡合理水平，并没有像其他“金砖国家”货币那样出现大幅波动，说明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承受住了外部冲击，保持了币值的稳定。

　　当前形势转变主要与境内主体财务运作和本外币管理方式的调整密切相关，而不代表外资在大量撤离。从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方面看，今年1~7月份进出口顺差同比增长26%，实际利用外资也仅是小幅下降4%，均不会导致跨境资金流动出现较大转变。这表明市场环境方面的因素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在2011年四季度前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国际市场避险情绪较弱，美元流动性比较宽松，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持续升值的预期下，从而促使我国企业纷纷以“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运作方式做空美元。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中，对进口采取从境内外银行融资、向交易对手(很多是关联企业)赊账等方式，尽量推迟进口购付汇；对出口则尽快、尽早地将外汇货款兑换成人民币。这样做不但可以获得低成本融资、规避汇率升值风险，还可以套取汇差和利差收益。而其对外汇形势的影响就是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增多、流出和购汇减少，形成远高于进出口顺差的贸易项下外汇净流入。但自2011年四季度欧债危机再次恶化后，为适应市场避险情绪上升、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新环境，境内企业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原有的做空美元操作，转而增加持有外汇资产，加快偿还外汇融资，使得在进出口顺差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并未相应增长。综上可知，上述不同阶段的资金流动特点，主要是境内企业在实际贸易投资背景下的财务运作所致，既不能在前期看成是热钱流入，也不能在近期看成是外资撤离。上述形势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藏汇于民的积极效果开始显现，部分外汇资产开始从央行转向境内机构和个人持有并投向境外。实际上，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境内机构财务运作理念的更趋成熟，我国通过货物贸易顺差等积累的外汇收入，已不再主要由官方储备向外运用，而是转向了民间资产的对外投资，因而形成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平衡格局。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撤资、外方投资收益项下资金流出情况仍较稳定，外资撤离个案并没有影响全局。一是上述资金流出占比依然很低。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撤资分别为58亿和7亿美元，分别占资本和金融项目流出金额的2.1%和0.2%；而同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仍保持远高于撤资规模的流入。也就是说，我国虽然存在资金撤离个案，但同时也有很多投资资金流入，在这扇“旋转门”中进入的投资资金仍明显大于转出的。2012年一季度我国投资收益项下流出419亿美元，占经常项目流出金额的8.0%，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企业的留存利润(包括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后者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的权责发生制原则被记为外方收益流出，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我国汇出，而是继续运用在其境内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从我国跨境支付和购汇的监测数据看，今年以来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撤资和投资收益项下购汇和支付金额在全部购汇和支付中的占比也不高。二是上述外资撤离渠道的资金并未出现持续性的高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支付同比增长24%，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撤资、外方投资收益支出合计增长15%。

　　总的来看，近期我国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这与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大环境和新兴经济体现实处境不无关系，但不等于外资大规模集中撤离。当然，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对外资大规模撤离的风险仍应时刻保持警惕：一方面需要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完善相关应对预案和政策储备，守住风险底线；另一方面要继续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及时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