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虽然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积极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和推进结构调整，但是综合当前各种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实现7.5%的既定目标已毫无悬念。

　　展望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艰难调整期，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从国内看，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妥善应对风险和挑战。在日前结束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副主任卢中原等著名专家就2013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走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成思危：没有水分的7%经济增长好于有水分的9%

　　十八大报告中“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上来”的要求十分重要。我们要的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增长。我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

　　一是要历经“阵痛”度过转型期，以取得更好的、踏踏实实的经济增长。从四季度情况看，2012年G D P实现7.5%的增长目标没有问题。对于2013年7%足够了，这个7一定是没有水分的。一个踏踏实实、没有水分的7%，好于有水分的9%。我们预测，2013年的G D P增长或将达到8%左右，仍有一定水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件容易的事。不经过阵痛，不牺牲一些速度，结构很难调整过来。转型势必付出代价，调整结构、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培植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都会影响G D P增长。因此，尽管期待2013年能够有一个踏踏实实的增长，但还不能一蹴而就。

　　二是要注意保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合理的比例，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虚拟经济等于经济中的软件，实体经济是经济中的硬件。要牢牢抓好我国实体经济，保持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中产生，依附于实体经济，要协调二者之间的发展，如果虚拟经济利润过大，将造成实体经济的萎缩。

　　金融的利润太大，就会挤压实体经济。按照当前我国与国际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 A体系)计算，近三十年来，相较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占其G D P比例由81%下降到42%，我国这一比例从87%下降到70.5%。这个下降是正常的，要参与国际金融竞争，就不能不发展虚拟经济。

　　我们预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改革推进，2020年到2025年，这一比例可能下降到65%左右。当前，我国银行业规模跟世界水平相差不多，但证券业、保险业较世界水平仍有差距。所以，证券业和保险业还要发展，此外还要发展民营的金融机构等等。

　　三是要挤掉实体经济中的水分，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一定要尽量减少无效甚至破坏性的投资。发展实体经济过多依靠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投资效益降低、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的G D P有四种情况：第一是高效投资，即投入以后五年或十年可以回收投资；第二是长效和低效基础设施的投资，如高速公路等，投资回收期较长，基础设施应当适度超前，但不应过度超前，应量力而行；第三是无效G D P，即投入时可以拉动水泥、钢铁、玻璃等生产资料的增长，但建成后因产能过剩而不能投产，不能发挥效益，不能再产生G D P，造成浪费；第四是破坏性的G D P，如豆腐渣工程，垮了重建也会产生G D P.

　　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中有一部分过度超前的、无效的和破坏性的投资被隐藏了起来，形成了G D P中的水分。合理的投资增长率应该不高于G D P增长率的1 .4倍，即G D P与投资增长率之比，应该是0.7左右。但2000—2011年以后，这一比例是0.5，即投资是G D P的2倍。这一比例过高了，因此保持合理增长，提高G D P质量，挤掉水分是必须要做的。

　　四是要依靠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质量和效益，也就是说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把这些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全体人民。实体经济能够踏踏实实地创造社会财富。一定要下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

　　李伟：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前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2013年，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针对2013年国内外的复杂形势，需要进一步完善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以降低企业税负和稳定地方财力为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涵养财源为目标，积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防止因增收压力而加大企业负担。落实研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加速企业折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的支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保障能力。积极扩大房产税、资源税试点范围，培育地方政府新税源。加快研究地方债的相关规则和管理方法，积极稳妥地扩大地方债发行试点。

　　以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稳定货币供给为重点，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通过多种措施保持基础货币的合理增长，根据货币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必要的流动性。针对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适当放松对过桥贷款等限制，支持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兼并重组。

　　以促进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在限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不影响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的及时释放。适当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和增加二手房供给。更加重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方面的调控作用，适当加大房地产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缓解供求矛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当前处理好二者之间关系的重点是强化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相反。我们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力求动机与效果的一致性，当前效应与长远发展的一致性。而相对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来说，可以说美国是市场作用太强，而政府监管太弱。认清这一点，是我们正确设计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方案的重要基础。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面对当前复杂、艰巨的改革任务，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坚定改革信心，凝聚多方共识，破除各种利益集团的阻碍，建立新的改革推进机制。要把深化改革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把建立法治、高效、规范、公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卢中原：内生效应是支持2013年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对2013年的经济走势，内生效应、基数效应、外界输入的通胀效应以及换届效应这四种效应必须关注。

　　内生效应。因为内生的东西具有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内生性在2012年经济回暖过程中有所体现，主要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支撑的内在要素，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内生因素当中技术创新的动力、结构优化的动力、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逐步增强，增长速度的放慢就无须担忧。2012年第三季度之后，从10月份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数都在逐步回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是，在6月份中国经济就已经触底开始反弹，到了10月份这种触底反弹表现得更加清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凭着的就是内生因素———市场化的自我恢复动力、结构变化的积极效应，还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否则无法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连续三个季度下滑，而后又反弹。内生效应是支持2013年经济增长继续反弹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我们对内生因素的关注、分析还不够。比如说，凭什么说结构调整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我们看到，2012年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连续高企，持续达到55以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12年增长速度放慢，而就业没有减少，因为就业的容纳量在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我们要完善政策，使内生性因素更强劲，成为未来经济平稳、持续、协调增长最大的支撑。速度慢了不要紧，只要动力在变化。

　　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第一看内生要素，第二是基数效应，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是问题，肯定高于8%，关键在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哪里。

　　外部效应。主要是外部通胀输入性的因素，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连续推出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国际上市场流动性空前膨胀。通胀一定会输入国内，这种通胀压力一定会高于2012年。因此，2013年的增长要更多的关注怎样抑制外部输入型的通胀效。

　　换届效应。历史统计数据表明，每一次换届都是一次投资和G D P增长的高峰，2013年一定比2012年高，我们要尽力避免速度起来以后增长动力的恶化和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