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底,审计署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摸底的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20.6万亿。
虽债务各项指标,按照国际通行指标来衡量,风险总体可控,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却是事实,省市县三级政府截至去年6月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规模为10.5万亿,相较于2010年增加3.8万亿,年均增长19.97%。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4年经济工作时,防控债务风险为今年六大任务之一。去年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也重申要加强债务管理,有效防控债务风险。财政工作会议还就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召开专门会议。
何谓PPP模式?地方债风险何在?如何进一步防范债务风险?如何改进政府融资模式?就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
缺乏宏观制约机制
《21世纪》:现在地方债的主要风险点在哪里?
王朝才:风险点主要有两方面。
一、针对地方政府借债,缺乏有效的宏观制约措施。虽然之前提出要对官员进行债务审计,但债务审计缺乏具体指标,如没有“谁的债务比较多”的判断标准,也没有“达到某项指标后,就不能借债”的标准。
这样一来,即便审计署将全国债务摸清了,将来的债务规模仍然不好控制。现在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任何一级政府要发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无需上级批准。总之,对于控制债务规模,现在缺乏硬性的“杀手锏”。
二、个别地方确实存在负债过多的问题。
《21世纪》:债务审计报告显示,近几年BT、信托等渠道的融资规模增长较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朝才:当从金融机构贷款这种方式被限制住时,地方政府就逐渐开辟出其他道路,比如BT、信托等。
信托,相对于银行贷款,属于表外业务,不受监管。而BT由于涉及到经营权的让渡,在现实操作中遇到不少矛盾。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需要推进,如果仅靠预算内资金,建设周期会非常漫长。随着农民进城,会逐渐带来其他收入;就像经营生意,需要先期投入,才有回报。地方政府通过举债进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现在举债需求比较大,堵住一条路,地方政府会开辟另一条道。所以,有必要为地方政府举债开个口子,比如市政债。
《21世纪》:债务报告指出,约有三分之一的债务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偿还。这种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是否蕴含风险?
王朝才:这个不好说。举债融资,强调要有资产抵押,要可靠。地方政府用储备土地作为抵押,是合理的。相比一些融资平台,用诸如公共道路、公园等公益性资产做抵押,土地是相对优质的抵押物。
PPP或可实现“双赢”
《21世纪》:2013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召开专门会议介绍推广PPP模式。PPP是一种什么模式?
王朝才:所谓PPP,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举例说明一下,比如现在地方政府想要开发一个产业园区,把这个项目包给社会上一个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园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并把相关功能配套做齐了。园区开发好后,整理出来的土地可以出让,园区进行招商会有收入,园区内的房屋等可以出售出租等也会有收入——地方政府可利用园区开发好后的收益,支付公司开发投入的资金以及事先约定的利润率。
因为事先签订有合同,社会资本参与类似项目,会有盈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表现不出债务,也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因为前期投入都是社会资本来运作。
这个机制能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相对成熟的机制。比如上述例子中,私人公司自有系统,招商配套等工作,相较于政府而言,会更得心应手,更高效。运作得好的话,会实现“双赢”。
《21世纪》:听说PPP运作起来也比较复杂,这里面有没有风险?如果项目收益不足以覆盖成本,该怎么办?不少地方政府似乎不敢尝试?
王朝才:PPP模式中,私人资本肯定会保证盈利,签订的合同里会有规定。假如园区收益不济,可能需要用预算内财政资金偿还。
PPP这种模式,在不少地方都有实践。从既有的例子来看,问题不大。因为园区开发后,地价上涨得很快,成本能覆盖,没有出现问题。
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另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确实需要事前算好账;因为私人资本是盈利的,如果合同没签好的话,政府可能会亏本。
首推市政债和PPP
《21世纪》:有消息说两会后,市政债有望放开。市政债是怎么样一种融资方式?
王朝才:现在已经有上海 、广东 、浙江 、深圳、江苏 、山东六省市在试行自主发债,他们发行的就是市政债。市政债就是地方政府发行的政府债券,不仅仅面向金融机构发行,还是面向社会的,对企业、个人都开放。
市政债的制约条件就是,仅限于发达地区,因为他们的信誉度较高,每年的财政收入较多,土地可以卖得高价,资产也更值钱,市场愿意买他们的账。欠发达地区发行市政债则有点困难。
《21世纪》:现在政府融资有银行贷款、BT、信托、城投债、PPP等方式,这些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王朝才:这里面比较好的融资模式是城投债,城投债跟市政债是一个概念。
因为市政债是向全社会发行,意味着要向全社会公开相应的财务状况。公众还要了解资金动向,监督投资效果等。缺点就是仅限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要发债,其成本会比较高。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最好的方式是PPP.
政府向银行贷款,在各个国家都有,但会存在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交叉感染这个问题。另外,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多是国有企业,政府也属于公共部门,公共部门的责任意识没有私人企业那么强。所以,银行贷款没有PPP这种机制好。
信托,属于表外业务,政府与委托人私下签订合同,不受监控,规模不好控制。
BT模式现在出现不少矛盾。因为BT是把经营权让给了私人,比如修条高速公路,将高速公路收费50年的权限让渡给私人。国务院在节假日宣布高速公路不收费时,就遇到麻烦了。另外,不少公共设施建好后,比如市政道路,公益性逐渐增强,继续收费的话,会影响整个城市的效率。
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21世纪》:目前我国政府融资系统有什么问题?
王朝才:政府融资方面,我觉得有两大问题。
一是,希望未来政府能够直接去融资,不要再通过融资平台。
市政债属于直接融资。另外,还可以探讨,是否能利用政府的信用,直接去银行贷款;因为政府可以提供土地、国有企业的股份等资产作为抵押。
近年融资平台的兴起,形成了一批平台企业管理者,他们拿着高薪,平台企业的财务并不怎么规范,但各项成本开支都很大。
如果统一起来进行贷款,方便统筹规划。因为各个部门都要花钱,各个领域都有需求,现在分散的各个融资平台公司,因为属于企业,相对独立运作,每个平台都急于扩张,容易造成债务的膨胀。
这要求政府有宏观规划,分清轻重缓急,由于资金有限,有些部门不宜继续投入资金。不同的平台,分头行动,重点不突出。
二是,比较缺乏符合实际的评价体系,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建立债务的预警机制。比如有一系列的指标来反映,地方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红线在哪里。这个预警机制,国内正在研究,但不成熟。
国际上有一些标准,但这些标准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实际。最大的一个区别,比如中国政府能够卖地,而国外土地是私有的。不同国家政府掌握的资源不同,对债务的承受能力也不同。
《21世纪》:审计署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将近一半来自融资平台。未来要逐步取消这些平台公司吗?
王朝才:国外没有政府性融资公司这一说,未来平台公司应逐步转型,转为私人公司。
现在很多平台公司并不仅仅有政府公益项目,他们还在不断扩展其他业务。未来,只需把平台公司中涉及到政府的公益项目买下来,将这部分资产剥离出来;这样就能实现私营转型。
《21世纪》:现有地方有声音,认为中央应该出台对债务规范的整体性文件。对此,有何建议?
王朝才:审计报告中查出,部分地方用借来的钱,去投资房地产、修建楼堂馆所等。这需要明确债务资金的用途。
我觉得有两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明确债务资金只能用于项目建设。政府投资房地产,肯定不如私人部门;借来的钱,一定要用在具体项目建设上。二是,要做好财务管理。用在项目上的举债资金,如果主要花在人员经费、吃喝玩乐上的话,效率是很低的;即,需要用好资金。
债务应该统一纳入预算管理,举债项目、资金用途、运行绩效等,才会有外部监督。这也是融资平台有必要转型的原因。
钱用在什么地方,要做好前期宏观规划。如市委书记、市长等可成立相应协调机制,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再根据年度实际可用资金,统筹规划好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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