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南海“怒”抓政策落地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李克强总理为此“拍了桌子”备受公众关注。一方面，对于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种种改革举措，社会在一片热望之外，也有改革受阻于“最后一公里”的感慨；另一方面，简政放权在官场出现了一种错误的解读，那就是把简政搞成了惰政，将放权变成了放任。

　　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最后一个公里”的问题集中一些政策截流，政府部门所放之“权”转移到政府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和各类公司、行业协会、商会、中介等社会组织上去，这本身不一定是问题，有些权力就是要授予社会组织，但问题在于对这些承接权力的单位和组织需要配合监管。否则，这些新的“掌权者”也可能滥用权力，它们有的对市场内各类活动主体的行为进行权威性认定，从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调、联系、评优等活动，有的进行有偿的服务、咨询，“说白了，这些资质就需要花钱从它那里办。”

　　正是这样的政策截流让中央推动改革释放的红利打了折扣，李克强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直言，一些中介服务是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对于这些服务企业，要放开市场和价格管理。但还有一些中介服务组织，“和政府一些部门绑在了一起”，对此，要坚决“切割干净”。这就是中南海的态度，对于“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当前问题又不止于“最后一公里”，这可以说是改革动力不足、魄力不够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又出现了政策的错误解读，个别官员认为既然是简政放权，那简政就“无为而治”，放权就是“放任自流”，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干。一些群众对此意见颇大，却又无可奈何。李克强在地方调研时，也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无论是群众还是总理，都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尸位素餐”。

　　为什么一些官员会尸位素餐？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权力往往对应着利益，放权就意味着放下到手的利益，这让一部分官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降低；其二，权力也经常牵涉到责任，放弃权力也就放弃了责任，一部分官员回避了相应的监管职责，让一些领域呈现放任自流的状况。 这就是把简政曲解为惰政，把放权误解为放任的结果。

　　当然，由于简政放权涉及许多新任务，一部分政府官员在思维和经验上还没能跟上步伐，还有一部分政策可能需要与地方特点相结合，这样多重因素导致原有的工作模式不能继续，新兴的工作模式尚未展开，也可能出现短暂“无所作为”。

　　现在，症状已经看得很清楚，关键是对症下药。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开出了药方，他强调：“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李克强也提出，“‘放’是放活，而不是放任；‘管’要管好，而不是管死。”他强调，“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文件上‘画个圈’就不管了。”

　　也就是说，“管放结合”才是出路，全社会都要明确一点：“简政”并非“惰政”，“放权”不是“放任”。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都是政府的职能，无论程序和形式如何简化，它对应的政府责任没有变化。

　　对官员而言，简政放权或许对应的灰色利益是减少了，但市场的活力却增加了，国家和社会的财富增了，这背后也意味着官员的政绩上升了，他们有所作为的空间扩大了。对市场而言，简政放权也不意味着无序的发展，经济的“主引擎”是市场，但也少不了各级政府作为“助推手”，防止市场失灵、社会失序。

　　解决了观念上的曲解和误解，那么要把思想转化成为行动：让改革的光芒照耀每一片土地，让政策的红利辐射每一个角落。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新措施，重点针对落实进展缓慢的，查找原因、提出对策，打通抓落实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力破“中梗阻”，消除影响政策落地的体制机制障碍。尤其是派出督察组，并且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全方位地解决政策落实的难题。

　　可以想象，在简政放权的道路上，改革举措会通过督查工作逐渐落实，中央借助群众的力量实现上下结合，打通这一轮改革的“任督二脉”，让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精气神重新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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