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生的投资家，也没有天生的大佬。大多数投资家在做投资之前，都有不凡、坎坷的经历。比如，沈南鹏在学生时代是数学竞赛冠军；软银赛富的阎焱正好赶上文革，他的童年生活只能用“悲惨”来形容了；但是IDG的章苏阳就不一样了，青年时代过着艺术范的生活，每天玩着音响，听着音乐，小生活明显比阎焱滋润多了；IDG的熊晓鸽至今逢人就说“我骨子里是个记者”…

    投资中国在这里，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些创投大佬的成长之路。

    一、沈南鹏--数学竞赛冠军

    每个周末沈南鹏都在少年宫做奥数，也不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必要，只知道是打一点基础，但是打这么多将来又不做数学家，完全有必要呀？后来就是参加各种竞赛。

    “我现在想没有那么高的天赋，但是在当时的教育环境里面，至少是考试竞赛会给你很多符号指标”，沈南鹏数学很好。但是在班级里面或者在上海，你的数学很好，并不见得说就有数学家的能力，或者将来就做数学家。

    当时选择比较少，沈南鹏和小伙伴们就是被安排去数学、物理竞赛。当你每天操作竞赛题的时候，成绩就会特别的好，你就发现自己似乎对这些也有了兴趣，慢慢的就成了爱好。

    现在想想，沈南鹏觉得应该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学音乐、绘画、文学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的各种选择就是说不是有那么多竞赛的字眼在后面，让他自己发现自己喜欢做什么。不过，沈南鹏还是幸运的，他还是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说实话，一开始选择数学，其实是学校推给他的，适应的本身很痛苦，好在沈南鹏生存了下来。

    二、阎焱--文革之殇，凄惨的童年

    阎焱--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CEO。作为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团队的领头人，阎焱曾给投资人带来97%的年回报率，是2001年以来全世界投资回报最高的基金之一。

    没人知道，在阎焱诸多光环的背后，有着“凄惨”的童年经历。

    阎焱的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是南下的老干部，母亲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解放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在安庆，而阎焱就出生在安庆。

    1966年“文革”开始，阎焱当时上小学二年级。那时候的他也走上街头，贴大字报，因为没钱买墨汁，就用黄泥巴代替，字写的也像拖把拖出来似的。这引来了众人的围观，那么小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的中央-那一刻的阎焱觉得自己特别的懂事。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阎焱的父母都是干部，自然未能幸免。父亲的工作没了，即便在家歇着，也依然会被红小兵拉出去批斗。那个阶段，阎焱的父亲又有严重的肺结核，他的身体也经受不住无休止的批斗，于是逃了。

    阎焱父亲躲在一个农庄里，厂长是他当年南下时的部下。阎焱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头用报纸垒起来，像一堵墙，而他和爸爸就住在报纸垒的墙后面。

    有一天夜里，阎焱被父亲的咳嗽吵醒了，父亲在吐了一脸盆的血。于是，就连夜找人，但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医生。后来，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医生，诊断出来父亲是肺部血管爆裂。

    批斗，疾病，鲜血……尽管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对于十多岁的阎焱来说，他不大会去思考这个世界怎么了这样沉重且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很快，他就找到了他的乐子。

    安庆是个老城，有一个民革。民革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但门都被封起来了。阎焱撬开了一个窗户，爬了进去，他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禁书，《牛虻》、《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封神榜》和《红楼梦》等。

    从窗户里爬进去，然后再从窗户里爬出来，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日子，阎焱过了两个多月。书里的内容对阎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他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

    通过阅读，十多岁的阎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共产主义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

    但在那个年代，整个社会被一种政治化浪潮所席卷，而留给一个青春期孩子的内心的，只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对于阎焱来说，他时常被红军长征、延安的革命事迹所打动，而父亲在他小时候给他讲述的一些故事，抗战时如何打鬼子，如何打游击战。在阎焱的心中，这些人都是英雄。伴随着“文革”的到来，有的英雄都躺在了病榻上，或者被批斗摧残。

    尽管当时社会环境很严酷，但对一个男孩来说，世界依然是五彩斑斓的。16岁时，因为出色的身体条件，阎焱被市体工大队看中选进了排球队，成了一名专业排球运动员。那时候，阎焱经常为了自己的队友同别人打架。

    两年后，阎焱离开了排球队，他跟随着众多的知识青年一样，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阎焱插队的地方是安徽省潜山县，他是1975年的2月插队的，1978年的2月份离开的，呆了整整三年。

    那时候农村的生活很穷，非常的艰苦，跟常常讲到的美好理想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开始对过去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开始重新思考。“那个公社书记，一手遮天，为了一点的私利，知青们会去买表贿赂他。”

    处于这些现实中间的阎焱，每天的生活大致都是如此，背朝黄土面朝天，对于阎焱来说，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未来或许就是在那个地方生活一辈子，但他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与他同时下乡的7个知青，都随了大流，偷农民的鸡和菜，打架。

    孤独而绝望。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阎焱就跟随妈妈来到当时的潜山县县长董怀昌的家里，董曾经跟阎焱的父亲一起南下，是他父亲的手下。但父亲嫉恶如仇的性格，是不可能为了儿子去求任何人的，插队三年，父亲也从未去过潜山县一次。

    在董县长是北方人，媳妇是潜山人，在家里对这个曾经上级的儿子，董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阎焱掉头就走了，此后再也未去过那个县长家里。1977年阎焱考上了南航飞机系飞机设计专业并顺利毕业。

    四年后，他被分配到江淮航空仪表厂担任工程师，但是工厂里的生活很快让他觉得厌倦，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我是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特别想改造社会，因为我插过队，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所以特别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事，能改变这社会；等我分配到工厂去以后，尽管是总工程师，但是工程师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发现什么也改变不了。”阎焱回忆说。

    做了两年的工程师之后，阎焱毅然决然地转轨了…

    直到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数考上了北大社会学系，阎焱的人生才算有了转变…

     三、章苏阳--吹拉弹唱，青春有音乐作伴

    章苏阳觉得投资人首先也是商人，满身铜臭，以挣钱为目的。在风投这个“江湖”里，章苏阳因武艺超群，被誉为“金牌投资人”。从1994年加入IDG，章苏阳已是中国年轻的风投行业当之无愧的“老革命”，但他说，自己已经有23年党龄，说“老革命”也不为过，在国际风投舞台上，他依然还是新兵。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造就了章苏阳今天的判断力。

    但是，投资并非章苏阳的全部，相比于音乐而言，投资只能放在第二位。

    谈起怎么会迷上玩音响，章苏阳有个很好的比喻：玩音乐与玩音响的关系如同“烟酒不分家”。章苏阳称：“对音响的追求源自于音乐。”他最早跟音乐结缘是在中学时候，当时拉过小提琴，吹过长笛，还经常跟随学校乐队到人民大舞台等上海最好的剧院演出。到了企业，章苏阳做过群众演员的指挥，曾经挑战过四声部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无伴奏大合唱，他甚至还练过跳芭蕾。

    吹拉弹唱的丰富经历让章苏阳对音乐情有独钟，对音乐欣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章苏阳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第一套"音响设备"是大学时买的三洋牌录放机。当时觉得那个玩艺已经很先进了，3.5寸大喇叭，再配上一个小喇叭，音质很不错，还能用磁带随时记录经典音乐，反复品味，有了这个设备欣赏音乐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当时，章苏阳涉猎广泛，热门的流行音乐要听，部分爵士音乐也比较喜欢，惟独不愿接受的是RAP。布鲁赫、柴科夫斯基、贝多芬等世界名家的作品他都能欣赏。但章苏阳的"最爱"还是马勒，他第一次接触马勒的作品是在1989年，章苏阳被一曲《巨人》毫无理由地深深触动，他欣赏马勒作品中蕴含着的恢弘气势，更感叹马勒作品连唐诗都能唱。"马勒所有的作品都是经典。"章苏阳还研究过马勒从信奉犹太教转到信奉基督教的生平，他推测马勒之所以能把死亡描绘得如夕阳下的鲜花般娇艳关键在于马勒由视死亡为"悲剧"到视死亡为一种"美好事物"态度的转变。"所有交响乐中的葬礼进行曲都是最好听的，因为音乐家进行死亡命题的创作时，一定倾尽所有的情感"。章苏阳第二件比较满意的设备是90年代在国外买的一台带CD的夏普音响，这种音响还是后来在国内才流行起来的。他开始大量接触古典音乐也在这时。回国前他还奢侈了一把，花了差不多3500块人民币特意买了六七十张CD碟。当时国家有规定，每人不能带超过8张CD入境，脑筋活络、人缘又好的章苏阳就把光盘分摊给同乘火车的七八个同伴，让他们分担一下帮忙带进来国来。

    章苏阳对器材的追求开始逐步提高。1994年时，他又花3700元从南京路上买回一台大一点的Denon收音机，这个属于日本的老字号，行业内称之为"数码录音的鼻祖"."这是个台式的全分体机，旁边有个中型喇叭。当时已经很贵了，但绝对买得比别人便宜。后来感觉，分体跟不分体，效果就是不一样。所以现在我家所有音响都是分体式的，现在好的前级都是两个了。还玩过电子管，好的电子管贵的要命！现在不玩了，太重！"章苏阳如数家珍地说。

    四、徐小平--加拿大街头，困顿的“老男孩”

    每次见到徐小平，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喜欢手舞足蹈的说话，兴奋时会不停地冒出习惯性口语“你知道吗?”“ok？”明明已经56岁的人了，脸上却时常出现男孩才有的天真表情。于是，除了“徐老师”这个严谨的称号，徐小平又多了一个称号“老男孩”。

    徐小平，江苏泰兴人。40岁以前，辗转国内外，知道他的人并不多。“我22岁才上大学、32岁才出国、40岁才回国创业、50岁才算成功。” 56岁的徐小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在50岁以后如此耀眼。

    在徐小平的时间表上，1995年11月9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天，久别的老友俞敏洪降落在温哥华机场，拨通了徐小平的电话。那时候，俞敏洪已经是新东方的老板，而徐小平失业在家，生活窘困。

    曾经在一条起跑线上的两人，一个如今身揣2万美金，全世界见朋友。一个想请老友喝杯咖啡尽尽地主之谊，到了咖啡馆却为了找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拉着老友兜圈子。那时候，徐小平的内心到底有多失落，谁也不知道。

    后来，在俞敏洪的游说下：“回国吧!”“我可以投资30万让你去搞音乐，赚了，你还我钱。赔了，就当我投资失败。”简单的几句话，落寞很久的徐小平突然就高兴起来。“老婆，我有钱了!”挂掉电话，徐小平在租来的房子里唱了很久自己创作的歌。这之后，就有了我们都知道的人生导师“徐老师”。虽然和歌唱明星梦有些差距，但是在教育界徐小平也是腕了。

    随着新东方越做越大，徐小平和俞敏洪、王强被誉为“三驾马车”，名气也越来越响。可是，这时候，徐小平对自己的人生萌生了新的想法。尤其是2001年徐小平在推进公司内部的企业治理时，力度过分了一点，于是被俞敏洪提议股东投票，让徐小平离开了董事会。这之后，徐小平写下了《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

    尽管2002年教师节，徐小平再次被俞敏洪请回董事会，但是，徐小平已经受伤了。2006年，新东方上市，徐小平和新东方的一些创业元老陆续离开董事会。

    “这个过程没什么不愉快，但显然俞敏洪也没特别地挽留我。”说到这里，徐小平是有些失落的。

    五、纪源资本的李宏玮--战斗机工程师华丽转身

    作为一名投资人，尤其是女性投资人，她的背景经历也未免太传奇了一点，因为在运作资本之前，她运作的是战斗机。

    她说话的直率态度令人容易亲近，但同时雷厉风行的做派和非常快的语速，又带着某种压倒性的气势。

    在抬眼便可望见都市天际线的办公室里，穿着深蓝色T恤和黑色西装外套的纪源资本（GGV）合伙人李宏玮爽朗的声音几乎传遍整个楼层。

    2005年，她持新加坡护照，拉着一箱子现金，就这样跑到上海来创立了纪源资本在中国的办公室，这个过程被她称之为“创业”。事实上，真正成为一个创业者似乎并不合适她。“如果让我十年如一日做同一件事，我没有这个毅力，风险投资领域却不同，这个行业是瞬息万变的。人生苦短，并不需要遮遮掩掩。”

    她说话的直率态度令人容易亲近，但同时，雷厉风行的做派和非常快的语速，又带着某种压倒性的气势，也不由得让人想起，这位曾经的战斗机女工程师，确实是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2年最有权势的女性投资人”之一。2013年，她又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全球五大女性创业投资人之一，并在全球创业投资人中排名第36位。

    “我不在乎外界对于我的评论，因为评判标准各有不同。我更在乎的是创业者如何看我们，创业者的口碑十分重要。事实上我认为评判一个投资人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你能否赚到钱。”

    她是业内有名的工作狂，但抛开工作，她又是一个“野丫头”。爱好的活动是露营，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园都有她的足迹。作为女性她甚至不太在意自己的吃穿，“这些都没什么关系。”她挥了挥手，笑着说：“要是现在有水喝我一定会喝，有吃的一定会吃，不讲究那么多，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喝水吃饭是什么时候。”

    在全球风险投资领域，凭借业绩进入最受瞩目排名序列的女性投资家可谓少之又少，中国行业内这一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六、薛蛮子--一个“没出息”的打赌改变人生

    198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薛蛮子在中国结识了伯克利大学东语系系主任。不到30岁，一口流利的英语，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却直接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系主任对眼前这位青年赞叹不已，亲自写了推荐信。

    说到流利的外语，其实源于一次“没出息”的打赌。那是更早的时候，薛蛮子听同学讲了一个“传奇”--一个人一个月内记住了700多个英文单词。这个数字，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算得上奇迹了。

    听到这个，从小天资不错的薛蛮子不以为意：“700个?我一个月能记住900个。”“如果你能记住900个，我就请你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为了好玩，也是为了那顿饭，接下来的薛蛮子月月超指标完成计划，一年下来，他竟然背了1.2万个单词。这个小小的赌注，让薛蛮子迷上了英文，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读原著，翻译小说，不亦乐乎。

    成为天使投资人后的薛蛮子，在微博上因为打拐成又出了次名。作为微博红人，薛蛮子写微博甚是高产，但大多都是与公益、慈善、历史、政治相关，当问起最近他的投资情况，他回答说“非常活跃地在做”。

    过去的一年里薛蛮子总共投资了30多家公司，之所以鲜少公开在微博上提起，是怕有被认为是“做广告”的嫌疑。不过他投资的项目很多倒是微博上找到的，通常见过一两次就会拍板，照他的说法是，“早期的公司怎么看都是那样”，而且由于名气在那摆着，不会有人拿假项目骗他。

    作为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每笔投资金额不算大，大约两三百万人民币，而尽管决策很快，他也不会过多参与公司经营，但据他所说回报非常好，到企业A轮融资的时候就能全部收回。

    “我投了上百个项目死了就1——2个，绝大多数都是做一个就全回来了，比如社区001我投的时候几百万人民币的市值，现在我跟人谈是5亿，你说我才投一年，这是什么概念，从500万到5个亿。”薛蛮子这番话，让一边的深创投董事长靳海涛也不禁感叹“成功率很高啊”。

    “对我来说天使是个嗜好，我也不指这个吃也不指这个喝，我就借这个机会，天天和小年轻混混，我又玩微信又玩微博，玩最潮的东西，这就跟世界接轨了。”这是“老顽童”薛蛮子的原话。

    七、熊晓鸽--骨子里是个记者

    1988年成为熊晓鸽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到美国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演讲，会后的招待会上，熊晓鸽担任校方翻译，正是这次机会，让他认识了麦先生。当时熊晓鸽知道麦先生在中国做一本《计算机世界》的杂志，而麦先生对熊晓鸽的最初印象仅仅是“这个中国小伙子的英文很好”。

    此后又有一次活动，因为请的翻译不能胜任，麦先生想到了熊晓鸽。这次相处，麦先生对熊晓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麦先生的睿智、谦逊亦让熊晓鸽颇为钦佩。

    时至今日，熊晓鸽感言道，“进入IDG就像是一场赌博，我和麦先生就是一场对赌。”被朋友戏称在赌场上连1美元都不愿轻易下注的熊晓鸽，将自己的前途赌在IDG上；而麦先生也将IDG在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押注在一个刚刚毕业三年的中国小伙子身上。

    熊晓鸽进入到IDG后，很快展现了极强的个人能力，也让麦先生相信他的押注是正确的。从1992年9月开始，IDG连续赔了7年的新加坡市场开始盈利，连续赔了两年的马来西亚市场开始盈利，连续赔了8年的中国港台市场也开始盈利……熊晓鸽无可争议地成为IDG新一任亚太区总裁。

    有媒体问熊晓鸽：“有没有像柳传志那样物色过接班人呢?”

    熊晓鸽爽朗地笑答：我们的团队还处于投资管理的黄金期。等哪天自己退下来了，我想静下来写点东西。其实我骨子里还是个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