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强，美国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孙先生现任华平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负责华平北亚地区的投资业务。孙先生曾经在中国空军地勤服役，随后取得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及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研究生学位。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译员，此后考入美国沃顿商学院劳德研究院，获得工商硕士(MBA)及国际管理双硕士(MA)学位。毕业后进入华尔街的乐柏克公司从事兼并和收购(杠杆收购)以及直接投资工作。1992年赴香港，加盟高盛投资银行部并任执行董事。孙先生是中华股权投资协会(CVCA)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主席和现任理事，也是中华地产开发投资商会(CREDIA)的创始人和常务副理事长。

    2011年以来，中国PE行业发展环境加速变化。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系列改革政策，加快了二级市场估值回归的趋势;出口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对宏观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提出了更迫切的挑战;中国概念股在美国市场估值不断下降，私有化已经形成趋势;PE机构数量不断膨胀对募资渠道形成压力，信托、财富管理等募资方式可能引发各种风险。

    如何把握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各种机会，在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商业环境当中发掘价值，是PE行业未来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

    孙强，美国华平投资集团(Warburg Pincus)董事总经理。1995年加入华平公司，负责华平北亚地区的投资业务。在华平任职期间，孙强主持了包括银泰百货、国美电器、7天酒店、汇源果汁、富力地产、哈尔滨制药等公司的投资，在中国市场拥有十余年的投资经验。

    问：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私募投资公司之一，华平投资经历了中国私募资本市场十余年的发展。请您谈谈中国的股权投资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孙强：今年是中华创业投资协会(CVCA)成立十周年。回顾中国私募投资市场，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私募投资有五大难：融资难、选项难、估值难、管理难、退出难。其中最严重的是融资难和退出难，可以说这两大难题在十年内都被解决了。

    以前融资只有去美国找退休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人这一条渠道，但现在国内的人民币融资渠道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亚洲主权基金和国内投资机构的兴起使得融资渠道不断多样化。同时，国内保险公司拥有上千亿的资产存量，其中5%可以投资于PE。保监会目前对此态度谨慎，但保险行业一旦对私募投资的风险评估有了进一步判断，开始全面进入私募投资，那融资难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然后是退出的问题。以前我们只有红筹模式，美国市场和H股都走不通。现在不一样了，国内有主板、创业板、三板;上市还有香港、新加坡、伦敦的市场可以选择，所以退出的渠道也畅通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A股市场正在趋于理性，平均市盈率已经从50-60倍回落到十几倍，机构投资者也在逐渐成长。股票开始出现跌破发行价的情况，这说明市场开始成熟，对于企业的判断趋于客观。

    投资环境也有了变化，CVCA成立伊始，外资很“吃香”，到处欢迎外资投资，而现在企业和地方都愿意要人民币胜过外币。管理方面，以前被投企业很难找到职业经理人，但在这十年内国内职业经理人团队逐渐成长，这对自身不参与管理的投资私募投资基金至关重要。

    问：中国市场的股权投资仍然以IPO为主要的退出方式，并购市场、特别是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存在行政审批的风险。您如何看中国市场退出的形势，您对未来退出方式有什么规划?

    孙强：中国毕竟还是新兴市场，很多事情都需要创新，运作起来当然有难度。市场目前法律不健全，企业尚在发展，所以退出方式也在完善过程中。但通过战略出售的退出方式已经有了先例，比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都在做行业收购。

    但是在中国市场，政府给市场参与者留下了“强势”的印象。我想其中的关键原因是监管机制问题。美国的监管以公告披露为主，核心是风险揭示;中国是监管式的，不是审查而是审批。审查是看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否准确和完整，而国内和香港的监管则是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看它的这个交易能不能做;于是成了管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家长。其实监管者应该起交通警的作用，符合要求的就放行，但如果发现违规，那就重罚。

    问：不少迹象表明，经济危机的影响并未消退。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PE行业将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看待未来两年的市场走势?

    孙强：针对宏观大势的看法目前主要分为两派。一是比较乐观的，认为中央政府已经看到经济危机，很快放松银根并出台其他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说法比较悲观，认为中国可能是继欧美之后更大的次债危机，而且来势凶猛，非政策可以挽救，所以经济会大幅度回落。我个人认为，虽然局势没有这么严重，但目前政策的调控手段有限，可能宏观经济会停滞不前。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PE行业的一些根基不稳的GP会被淘汰出局。被投企业与经济发展和宏观环境发展是相关的，因为贷款、发债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光退出环境恶化，企业本身利润空间也受到挤压。PE被投公司的业绩不好，PE公司的回报也不可能好，因为它的收入来自于被投公司。

    问：最近一些出口企业出现问题，例如恶意转移资产，甚至出现破产清算。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孙强：欧美经济疲软，它们的零售商又极其强势，总是压着中国的出口企业降价和承担原材料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和员工薪酬飙升的后果。再加上国内银行对中小企业和进出口公司贷款紧缩，逼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大量的出口企业出现问题，这是出口行业的一个普遍现象。

    例如，沃尔玛等大卖场向国内加工企业下订单几个月后，货经船运到了美国才付款，这期间成本上涨和流动资金都要加工企业自付。这种企业只有在原材料价格相对稳定、银行愿意提供流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但环境稍有恶化，依靠出低附加值的廉价产品、薄利经营的运作模式就会轰然倒下。但长期以来，中国却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在坚持这种模式，依赖廉价劳动力和政府出口补贴以及各种优惠政策来勉强生存，其实是在给欧美的大型零售商和消费者打工。目前的宏观形势逼着出口企业转型或重组，要么就面临破产。

    问：中国PE市场投资周期较短，对短期获利的Pre-IPO项目非常热衷。这种现象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如何看待长期投资风险?目前中国PE机构还面临哪些困惑?

    孙强：投资周期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商业周期比欧美短得多，经常会有大起大落的情况。这背后有三个原因。一是行政干预，政府调控过火，从急刹车到冲刺，动荡非常大;二是中国的企业跟风成性，创新企业本来可以在长时间内取得超额利润，但跟风导致恶性竞争，将超额利润周期大大缩短;三是中国股市不够理性，企业披露信息不够完善，投资者也趋于短炒，造成股市动荡。

    目前PE投资仍面临很多困惑和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是监管机构和监管条例不够清晰，究竟是证监会、发改委、商务部来监管还不明确，这使得业界在外资入境、人民币基金属性等问题上遇到困惑。

    问：中国PE基金的募资来源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财富管理公司的出现，江浙民间资本的流入和信托模式的使用。你怎么看待这些募资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孙强：现在机构投资者还没有完全介入PE行业，保险公司投资PE面临很多障碍;地方社保也没有获准投资，银行也不能直接做PE，因此PE募资对象很少，渠道很窄，又急于融资，就只好找个人投资者。但个人投资PE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对这个行业的长线投资和风险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心理准备。通常投给PE的资金不要超过个人或机构总资产的10%，所以个人要投PE一个亿，可长期投资的资产应该有10个亿以上。以目前流行的炒作、跟风、追求一夜暴富的心理去投资PE肯定是要吃亏的。我认为个人投PE的渠道必须充分教育投资者，才有可能让这个渠道有健康的成长。

    记者点评：PE投资在中国大陆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从最初对私募概念的一知半解到如今“全民PE”的盛况，私募资本助力了一批中国企业的成长，推动了产业结构和发展和行业业态的演变。

    与私募市场的快速增长相比，A股市场仍未充分有效发挥其退出渠道功能，非理性投资、IPO发审制度、重组审批仍然在影响私募市场的投资和退出模式，机构LP(有限合伙人)的成长还不足以充分支撑PE机构的募资需求，商业周期的局限让投资机构面临更大的长期持有风险。

    中国长期以来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亟待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势在必行，二级市场和募资渠道的变革将逐步推进，期间市场力量将催生出在产品、技术、业态、管理上颇具创新性的新兴企业，发掘这样的机会无疑对投资机构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