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持续发酵，对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在这场危机中，亚洲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未来十年，亚洲将在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亚洲各国积极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加深亚洲内部的紧密合作，为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动力。日前，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复旦大学共同主办的“上海论坛2012”顺利落下帷幕。本次论坛围绕亚洲未来十年在经济、金融、贸易、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如何进一步深化合作及战略选择，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探讨

　　三大“红利”可维持10年经济增长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持续发酵。在本次“上海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把整个世界分为三个主要的集群，他说，“第一集群是发达国家，其国家间联系非常紧密；第二个集群是亚洲，称为泛亚洲地区，巴西、智利、坦桑尼亚、南非等国都属亚洲集群，是全球一体化工业链中的一部分；第三个集群是石油国家，如尼日利亚、科威特、苏丹，由于有同样的特点，有同样的业务周期，集群国家间联系紧密。”

　　但事实上，目前亚洲集群还未成型，仍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到亚洲区域供应链当中。“当亚洲建立更多的供应链后，这一区域也会遇到更多风险和外部冲击”，朱民认为。

　　朱民称，过去四十多年全球GDP实际增长了4倍，贸易增长则翻了10倍。也就是说，全球贸易和GDP的比例从四十年前的11%到目前23%，基本上翻了一番。而金融资产增长则更加迅猛，比贸易占GDP份额的增长还快，全球金融特别是银行业资产在过去40年里增加了14倍。且全球经济的巨大变化对全球各大版图也进行了重新架构。从GDP来看，变化最大的俄罗斯所占版图变得非常小。而美国版图则最大，中国处第二位，日本、韩国版图也变得更大。从贸易来衡量，美中两国变小了些，但欧洲则变得更大，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之间有很多的贸易量。但从金融市场来看，中国和俄罗斯变得非常小，而欧洲国家则变得巨大，美国次之。

　　由此，朱民认为，未来十年，亚洲区域会出现三大趋势，趋势一是更加一体化的供应链会不断扩张。价值链会把发达国家推进更高端的价值链当中，并加剧全球制造业的重组，未来五到十年重组速度会变得更快，亚洲在这一趋势中将起领头羊作用；趋势二是在金融行业，将会有更多的改革，吸收更多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底新兴市场、低收入国家GDP将占全球GDP的50%，但其金融资产却只占全球的19%，这说明这些国家整个金融资产还不够，一些发达国家资金未来会慢慢流入新兴市场。在这一趋势下，整个金融市场的浮动性或波动性将会更大；趋势三是服务行业的发展，对于新兴的亚洲国家来说，出口发展模式转变为消费发展模式，就要开放服务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然而，亚洲各经济体在未来十年还将共同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危机深化的辐射影响，汇率波动带来的财富缩水风险，以及能源瓶颈的约束。但尽管面临经济危机波及的影响，论坛上绝大部分专家却达成共识，认为亚洲主要经济体依然有着令人羡慕的几大“红利”，如果充分利用，可以支撑未来十年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首先是人口红利。亚洲国家人口状况的基本特征是总量规模大，并存在巨大的国别差异。亚洲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整个亚洲经济版图的重置，制造业极有可能逐步向劳动力更为低廉的中国内地以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对于人口还在高速增长的南亚国家，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口红利是理性选择；对于已经或正在走向人口老龄化的东亚国家来说，则应对现有的劳动与福利制度加以改革，以达到增加劳动供给的目的。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二是城市化红利。亚洲的城市化红利仍然非常丰厚。亚洲国家需加强社会投资以推动城市的现代化转型。政府应继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供更加有效的产业发展平台；降低城市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对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促进城市文化转型和文化整合；提倡紧凑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人口自由流动，打破城乡行政壁垒。

　　三是制度创新红利。通过社会文化与制度创新来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将成为全面提升亚洲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在未来十年中，亚洲将处于经济社会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城市体系结构、区域合作体系的重组和转型时期，亚洲也将在未来的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参加本次上海论坛的代表也一致认为，为了更好地促进未来十年亚洲的发展，一是要推动亚洲不同国家的发展转型，并构成亚洲整体性发展转型；二是要推动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努力形成更加具有主导型和互补性的区域合作机制；三是推动亚洲领先城市和地区的技术创新，推动区域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塑。亚洲国家有必要在区域金融和金融法律合作方面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多边机制，以解决各国合作的稳定预期。

　　核心战略应是经济转型

　　事实上，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将是未来十年亚洲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中国入世首席谈判官、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如此认为。龙永图在论坛上表示，“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战略包含能源战略、人口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但最核心的应是经济转型。”

　　而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的认同。“今年，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出现了罕见的个位数增长，4月份工业数据是增长9.3%。现在大家寄希望于中国的消费发力”，但袁志刚指出，2015年后中国的消费拉动力可能上升，但短期内不会那么快显效，当中国的劳动收入在整个

　　GDP中的比重只有40%左右，加上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情况下，指望消费明显拉动经济，短期很难。“另一个挑战是，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注入碰到了问题。”一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放松，但企业不愿意贷款，因为投资没有效益。5月份前20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只贷出340亿元的贷款，所以现在出现的新问题是流动性下降。

　　由此，袁志刚也认为，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人口问题，不仅是劳动人口将达到峰值后下降，还有劳动力结构性问题。人口结构改变也带来抚养比上升，尤其是老龄抚养比上升，而人口结构改变会使储蓄率改变，形成资本下降。“所以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

　　“经济转型的内涵很丰富，”龙永图进一步指出，“但归根结底，最核心的转变，应该是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即怎样从以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经济。”他认为，衡量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应有两个标准，一是人的生活是不是更加幸福；二是社会是不是更加稳定、和谐。

　　2009年，当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时，很多人在讨论中国何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可一篇外媒的报道刺痛了龙永图，报道的内容向读者提出的三个问题，即：中国什么时候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留学欧美？什么时候能使全球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书籍？什么时候全球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选择中国品牌，而不是欧美品牌？

　　在龙永图看来，这归根结底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以来的软肋：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因此，龙永图指出，提升软实力，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建立适应经济转型的价值观，“培养一批真正有文化的人，应该是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目标。”有文凭、学位不等于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应该知道怎样正确地对待自己，做一个自信、自珍、自律、自强的人。同时，有文化的人要知道怎样对待其他人，要有一种谦恭、包容、友爱、慷慨的态度去对待周边所有的人。

　　对于经济转型，朱民也进一步指出：亚洲要从依靠出口到消费的发展模式转变，必须开放服务行业。而在这样的拓展中，中国会有更多的机遇，特别是制造行业。而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服务行业的更加开放，才能真正实现包容式增长。

　　事实上，龙永图在回忆十年前一场关乎中国能否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时透露，美方曾提出过要求中方开放金融市场，但中方在对国内的银行业摸底后发现，国有四大行的总资产规模不敌美国花旗银行一家的资产总量，当时一方面拒绝了开放金融业的要求，另一方面制定了大力促进国内银行业发展的方案，“因此这十年国有银行才在国家的大力扶植下快速发展。”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经过十年的发展，目前国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达到40%多。“但在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这十年中，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银行业必须改革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为民营经济服务。”龙永图说。

　　在银监会近期披露的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中，截至3月末，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3260亿元，较上年同期保持了20%左右的增速，但总体不良贷款余额却上升至4382亿元，较去年末的4279亿元增幅达2.4%。业内人士认为，国有商业银行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任，以信贷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将会逐渐淡出，中间业务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将会得到重视。

　　现在，中国入世十年，资本市场也发展了十年，中国完全有开放金融业的必要，开放金融业可以最大限度地活跃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于国外机构、资金涌入时带来的风险，龙永图分析，目前国有金融机构占据着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命脉，有能力抵挡金融业开放带来的风险。“金融业的开放一定是利大于弊的。”龙永图说。

　　政策协调才是货币体系改革核心

　　由美国引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终于打破了它曾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平衡机制，放弃了“货币锚”(调整货币的参照基准)的责任。为了挑战美元脆弱性而崛起的欧元货币体系眼下却同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其中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不但面临财富严重缩水的风险，更要付出巨大努力抗衡输入型通胀和汇率波动。

　　“全球需要一个新的”货币锚“，制约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日前由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同期组织的“金融高端圆桌会议”上表示，“寻找一个制约各国信用货币发行和制约国际结算货币发行的机制，是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货币条件。”而这也正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由。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张礼卿在本次的上海论坛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由进一步作出了深入的解释。他说，首先，急剧动荡的汇率体系是不可取的，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能够避免汇率的急剧动荡，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下，企业的经营，特别是对外出口、投资都会有很好的成本控制；其次，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应该能为国际收支失衡提供有效的调节机制；再次，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更要能够为世界经济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和清偿力；最后，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还能够提供一个健全的国际金融环境，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现在，张礼卿指出，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很大的缺陷：以美元为中心的储备体系既不稳定又不合理，现行的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使得美元有过度的特权存在，同时又导致了大量的资本从贫穷的国家流向富裕的国家。再者，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有一些缺陷，表现在汇率上，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急剧动荡，还有全球经济持续性失衡难以避免，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而且危机爆发的时候，货币的流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支持。

　　既然存在这样大的不足，国际社会都普遍意识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必要和紧迫的。然而，面对众多业内提出了改革方案，却没有一种方案是容易实现的。张礼卿分析认为，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根本上讲就是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过程，任何一种解决方案，其实都要求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国际政策协调才是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

　　由此，张礼卿指出，在全球层面上，应该加快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因为IMF的改革是上述所有改革的前提，必须使它的改革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民主性；在区域层面上，应该从欧盟和亚洲两个角度分别来看，对欧盟来说，应该尽快地完善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包括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以更加有效的危机输出机制，捍卫其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成果。但对亚洲来说，亚洲各国应该加快货币和金融一体化进程，通过改善清迈协议，加强亚洲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监管作用；而在国家的层面上，有关的国家都应该积极调整有关政策来取得更好的协调机制。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应该尽快地转向常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避免可能的经常项目赤字反弹；新兴市场国家则应该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中国应该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安排，来避免根本性的外部失衡。

　　人民币国际化需坚持渐进原则

　　近年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引起了全球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在周边地区的使用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在金融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包括像人民币互换协议的大量签订，都使得人民币的地位有显著的上升。而人民币的地位的显著上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张礼卿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帮助亚洲经济体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将成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新动力 。另外，如果人民币最终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储备货币，它将通过货币竞争这种方式来促进全球金融的稳定。

　　现阶段，国内的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多的有利条件。此前数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曾表示，“金融危机送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必须要利用这个时间窗口，迅速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这一观点源自业内分析认为，正由于人民币币值比较稳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又有升值倾向，市场自然就产生了将人民币作为结算和计价工具的需求。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达到5800亿元，占第一季度中国贸易总额的10.7%，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已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反弹。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学彬在上海论坛金融分论坛上也对此表示认同。他表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市场的需求，中国经济贸易的持续增长，以及占市场比重的提高，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经济支持。”

　　即使如此，多位专家一致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坚持渐进原则。陈学彬强调，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地域和功能长期拓展的工程；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与金融市场的培育、监管、调控体系的完善，资本流动的渠道，汇率形成机制，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相适应。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则认为，“国内金融改革相对滞后，这正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宋敏指出，如果金融改革不继续深入，便很难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发展国际金融市场。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也认为，“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就是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由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协调各项金融改革，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以前，逐步做到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形成机制的基本完成。他表示，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小步、交叉、抉机”的方式，“我们常争论这几项改革的前后次序。当然，在完成的阶段探讨前后次序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开始做时，可以步子小一点，在充分考虑当时国内外客观实际的基础上，选择改革项目，几个项目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交叉着进行。”

　　“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要求资本账户的彻底开放，资本账户的相对开放就足以支持人民币逐渐的国际化。”张礼卿对此作了补充，“目前，在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进程中，仍然存在着资本账户的管制，所以这时候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具有非常突出的积极意义。现阶段，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渠道。”

　　而陈学彬则建言，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项目方面，在初期应该选择贸易顺差加资本的逆差，目前仍然要维持这种贸易的顺差，不是支持剧烈的顺差，而是要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另外中国要改变双顺差的状况，要实现资本的走出去，让资本逆差。

　　据悉，世界银行去年有报告对储备货币做了三个长期的预测。其中一个预测是，2025年，最可能出现的是美元、欧元、亚元或人民币的三足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