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农民工状态没有得到重大改观，整体幸福感不及格。”昨日，在《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报告》(下称《报告》)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表示。

　　《报告》称，超过40%的农民工感觉到对生活、对社会以及对工作无能为力，幸福感不高。

　　农民工地位和影响力下降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首次发布了国内20个主要用工城市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今年的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农民工整体幸福感显著提升。但与去年一样，农民工幸福感更多来自个人低层次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有关的幸福感仍相对较弱，且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社会地位有关的幸福感数据同比下降。

　　“这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农民工生存状况得以改善，但农民工社交缺失，社会各阶层差距拉大，农民工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下降感到失望。”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胡平说。

　　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农民工对社会地位的幸福感已低于中值(50分)，这说明男性农民工对自身相应社会地位已比较不满意，对于现状所给予的发展和社会相对地位的限制比较不满了。而从年龄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相较老一辈农民工对社会参与和相对社会地位的不满更为严重。

　　从城市来看，去年幸福感排名前六的城市中，青岛、泉州、武汉和长沙虽然位次有所变化，但仍在全国20个重要用工城市中排名前六；值得注意的是，位居长三角的南京和上海幸福感排名上升显著，南京跃升幸福感排名第一，上海也挤进前十。

　　“泉州是去年幸福感排在首位的城市，今年仍然位居前五，且从社会地位和个人感受的社会经济地位角度上看，泉州仍然是排在首位。”工众网工众研究中心李久鑫博士说。

　　“农民工的幸福感与其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关度并不高，并非地区经济越发达当地的农民工就越幸福。”胡平说，经济相对更发达的北京和广东的深圳、广州和佛山幸福感垫底，而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城市，竞争并不激烈，社会关系、地位层面相对较好，使得这些城市带给农民工的幸福感也相对较高。

　　应重视农民工社会性需要

　　《报告》称，“农民工幸福感依然依赖于收入、物质资源和基本生存需要满足”。

　　通过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的幸福感与农民工个人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状态、工种、性别、离家的距离以及子女密切相关。

　　年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自雇的农民工幸福感相对最强，打散工的农民工幸福感相对最弱，但有工作的和找工作的农民工差异不大；办公室或服务人员幸福感相对较强，普工的幸福感相对较弱。

　　调查发现，自我认同社会地位越高，幸福感越强，自我定位社会地位越低，幸福感越弱。胡平告诉记者，绝大多数农民工认同社会地位为底层，底层自我认同影响其幸福感。同时，超过50%的农民工经常感受负面情绪，超过40%的农民工感觉到对生活、对社会以及对工作无能为力。

　　“从数据上看社交能力强的整体幸福感比社交能力弱的高出近13%，帮助打工者提升社交网络(朋友圈)，能大力提升打工者的整体幸福感。”李久鑫说。

　　“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心态以及在城市生活中的感受了解，是帮助农民工更好地生活和发展、有尊严地工作最好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孙健敏说。

　　《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在重视农民工生存感受的同时，重视其交往需要、成就需要等社会性需要，增加农民工社交和社会参与途径。但降低阶层之间的差异，则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