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出未来中国的蓝图之后,中国改革即进入施工期。反腐为改革清障,改革也在紧迫感中快步疾进。
2014,深化改革元年,一些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多年未有进展的改革,强势推进;一些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正在一步步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破解。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院士制度改革、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当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结束,一份沉甸甸的改革清单,让2014年成为成色十足的“改革年”。
作为这一轮改革的领导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力度越来越大。一年8次会议,统筹安排,轻重缓急,精确打击,立抓执行,与民意相呼应,破既得利益格局,通过一系列架构性举措,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全方位为未来打下基础。
不过,进入深水区,全是硬骨头。在过去的一年中,改革遭遇阻力之大,形成改革共识之难,也通过各种迹象显现出来。在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经济硬着陆风险始终存在的背景下,2015,改革注定不轻松,而更需要“结硬寨、打呆仗” .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党中央对存在的各种阻力、风险已经有充分预期,而“行动最有说服力”,少说多做,执行力超强的深改组,在2015年,将继续统筹这场全方位的改革,从中央,辐射到各个地方,塑造未来的中国。
神经中枢统筹全局
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首次会议召开,中央深改小组正式亮相。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为组长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三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也出席会议。中央深改组的超高规格阵容,被外界视为体现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大业雄心。
根据央视公布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道和电视画面,参加会议并在里圈就座的官员有:马凯、刘延东、许其亮、汪洋、赵乐际、杜青林、王晨、周强、张庆黎、王正伟、王沪宁、刘奇葆、李建国、孟建柱、栗战书、赵洪祝、郭声琨、曹建明、周小川等。而第二圈就座的官员中,有3位国家发改委官员,分别是主任徐绍史、副主任刘鹤和副主任穆虹。
外界也注意到,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并没有在深改组成员之列。这一安排被认为具有深意。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院院长毛寿龙认为,“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机构彼此分立,是王岐山不在深改组成员名单中的原因。
之所以将深改组办公地点定在政研室,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看来,是因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机构设置,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正好吻合。他将这种整体布局概括为“5+1+1”。“5”就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五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这五个方面的改革,加上党的建设制度方面的改革,再加上军队和国防改革。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指的就是上述领域的改革,正好和这七大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完全对应。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施芝鸿表示,“添加一两个直接服务于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内设机构,就能成为中央深改组一个很得力的办事机构、咨询机构和信息汇总机构”。这也是深改组办公室落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重要原因。
据接近深改组的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深改组的具体办事成员,大多是从中央直属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抽调组成。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责任,就是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位。毛寿龙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据其观察,目前改革的思路是,通过深改组这个综合性的机构来推动改革。大范围的共识是,中国的改革,如果没有一个顶层机构似乎就难以推进。比如,之前未设立专门机构,国企改革曾一度停滞。但证监会、银监会、国资委等成立之后,有了专门的执行机构和做事的人员,相应领域的改革立竿见影。毛寿龙解释,此前只有发改委,因此经济领域的改革推进很快,目前进行的是综合性的改革,“就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机构”。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孙晓莉则用“定海神针”来形容中央深改组之于改革的作用。“改革的顶层设计,包括一些细节,体制和机制的设计,一定需要蓝图,整个工作才能规范,避免走弯路,使改革的成效最大化。”
中央深改组先统筹后推进,以理论为指导,以实践为指向,改革思路非常清晰。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改组用8次会议将全年的工作贯穿起来,安排合理,有始有终,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有条不紊”。从这8次深改组会议的时间、内容和具体分工上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今年工作的“布局谋篇”合理有序,统筹兼顾。
习近平强调,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对此也要有足够思想准备。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
在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家看来,本届执政阶层的特点就是执行力强。面对几十年发展累积下来的矛盾问题,能够认真地、实心实意地在关键问题上改革,他相信在未来,“可以取得一些实质性的效果。”
在第八次深改组会议,专门强调对已经出台的重大方案要排队督察,及时跟踪、及时检查、及时评估、及时整改,重在发现问题。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毛寿龙表示,深改组协调其他部门进行配合,并解决部门改革“容易出事”、无法太大胆的问题,对突破的部分形成决定,交顶层讨论拍板,实现对原有体制框架的突破。“特别是原则问题,需要深改组推进,这是它最主要的工作。”
除此,深改组的推进作用还表现在,将可能改革的内容,如权力清单,“没有充足理由拿下”的,都放进了改革的清单里,一改过去“不得不改才改”的风格,“非常大胆”。
“深改组是个决策机构”,毛寿龙说,不同的办公室成员各自收集本领域的信息—大量的信息汇聚到深改组,由中立的人员评估具体的改革是否涉及部门利益,并听取专家意见,“我们学者会提出专业的意见,但对具体情况和信息的掌握量肯定不如深改组本身,所以他们最后还要权衡,作出判断。”
执行仍然由各个部门进行,“比如调研,就由各部门进行”,深改组只负责收集部门上报的信息,并且制定上报的细则,“即便上报的信息只有一页纸,背后的规定可能有一本书那么厚。”如果部门没有很好地执行改革,深改组将进行推动。
2014年12月30日,中央深改组第八次会议召开,深改组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 2014年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这些改革成果包括:允许民资设立中小型银行、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的罪名、推动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中纪委向中央一级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单独夫妇可生育二胎、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等。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项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
其中,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中央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放活土地经营权等,不少都是过去不敢想象的硬骨头,在深改组强力推动下,被啃下,或已经有所松动,并为未来改革推进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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