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社发布多篇报道聚焦退休高官担任上市公司独董现象。这些报道发酵于7月底贵州、山东前省长同时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董事一事，而经新华社记者梳理，目前A股市值前十大公司，在其48位独立董事中有7名为退休高官，占比约15%。如果包括有普通政府官员背景的，这一比例会更高。

　　其实，官员独董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早已不是新鲜事。早在2011年就有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担任不同职务的前任官员达到了1599人，其中近500人担任独立董事。这次之所以被媒体再次关注，估计跟三位部级高官同时宣布担任一家企业独董过于引人注目有关。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重点报道，或许又显示出政府加强对资本市场治理的决心。

　　为什么外界会对退休高官加盟上市公司充满质疑？答案显而易见，人们担心退休高官的介入会使企业政商关系复杂化，会滋生腐败，会产生不公。官员虽然退休了，但他们的影响力并未随之完全消退，高官从政数十年，积累下丰厚的政治资源和人脉，他们出任企业独董会否借助“余威”为服务企业谋求不正当权益？而作为高级公务员，他们本身已经享受国家提供的、丰裕的退休待遇，再去企业拿一份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年薪，是否合适？他们的加入是否会帮助企业取得不合理的市场竞争优势？事实上，政府官员离职或退休后去公司或利益集团任职，在全球政治世界都是个普遍现象，欧美国家将之称为“旋转门”，美英日等都有相关法律予以监管，而在中国，根据《公务员法》、中纪委文件也对之进行了限制，要求须有三年或两年“冷却期”，中管干部还另有一套批准程序。但由于这种限制只是针对离职官员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任职，留有很大活动空间。

　　公众对“退休官员独董”的高度关注凸显出时代的变迁。曾几何时，“辞职下海”、“停薪留职”、“轮岗创业”、“发挥余热”这些词汇也曾在中国流行一时，放在现在只能说性质比退休官员当独董更为严重，但却很少有人表示反对。

　　此一时彼一时也。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中早期，离职官员参与经商其实也存在不公平竞争的现象，但在当时，中国经济正在狂飙突进之中，迅速做大的蛋糕足以把“与民争利”的负面效果消化掉，离职官员经商在整体上还是对社会有促进作用的。但在今天，利益蛋糕的增量已经没那么大，离职官员再去干预或者参与市场竞争，体现的则全是负能量。

　　尽管公众对官员独董有所不满，但可以设想，即便在今天，如果有高官真的辞职去经商，社会中抱以鼓励态度的眼光一定会多于批评。但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却几乎不存在，只有成功商人去争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的“红顶子”，极少人会舍高官而去当商人。官员依旧是这个社会最令人向往的职业，中国依旧是个官本位社会。人们不介意干部弃官经商，只是不满有人当了一辈子官，退休后还要在商场上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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