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忆及上海筹建自由贸易区的经历。面对李克强总理当时的再三追问，杨雄市长回答说，“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

　　上海市长不要政策要改革，表达的是一个坚决而清晰的态度。所谓要政策，就是地方希望中央给予某些方面的政策倾斜，或是得到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等等；所谓要改革，就是针对现行体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之处进行改良，目标是向改革要红利。具体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开放试点，即是要让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地，亮点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要政策的做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其时，对于一些试点地区，就通过给予一些特殊优惠政策进行支持。这种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确实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是，给政策的方式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将特殊政策给予某地，本质上是在牺牲其他地方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予某地税收方面的优惠，实质则是这部分负担由他人来承担了。更糟糕的是，一些地方几乎养成了坏习惯，习惯于向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要政策，一旦没有政策，就几乎寸步难行。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只是按常规想事、办事，缺少创业和改革精神，只会请客拉项目，要钱要政策，是不会有大出息的。指望一个“好”政策就能解决问题，无异于指望天上每天都在“掉馅饼”。动辄伸手要政策，不用吃苦，不必担风险，而是躺在优惠政策上食利，长此以往，一个地方岂还会有奋斗精神和改革精神？

　　杨雄市长“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的表态，正是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所在。简单地伸手要政策，不仅没有格局，也没有未来。上海自贸区建设，作为改革试验田，本性就是属改革的。如在投资领域，通过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审批制度的改革；在金融领域，则通过触及利率、汇率合资本项目等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积累经验。这样的改革，一定会不断释放出红利，不仅助益于上海，也助益于全国。

　　仅从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来看，其目标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制定“负面清单”，明确哪些方面不可为，本质是在推动政府职能的回归。许多政府部门执着于审批久矣，但更适宜的做法是政府收回审批之手，而更多靠市场配置资源。当然，这样的改革，也一定会触及诸多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当上海主政者选择“要改革”而不是“要政策”的时候，也选择了要直面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压力与挑战。靠政策当然比靠改革要轻松——想平稳做官，想做“老好人”的，恐怕更愿意选择前者。但是，当今天的现实国情要求必须从改革中要红利时，回避改革，就是在抛弃责任与使命。上海自贸区改革，既是对上海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深度改革开放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地方主政者除了坚决选择推动改革之外，其实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去走。

　　显然，“要改革”不是一个上海自贸区的事情，不是单单属于上海一个城市的话题。上海建立自贸区本身是促进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意在借此为未来更深入的改革积累经验、埋下伏笔。“要改革”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释放改革红利既是必须为之，也是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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