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不到一周的好天气于上周末戛然而止，雾霾天气趁机卷土重来。据中央气象台21日发布的天气预报，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前来“报到”，近地面大气层结较为稳定，预计到25日，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将继续滋生，且有加重趋势。

　　近年来，尽管国家和各地环保部门都针对大气污染出台了一系列防治行动计划。然而，当持续的雾霾天气和爆表的PM2.5数值渐成常态，人们的健康安全开始真正受到威胁时，我们不禁反思，这场治霾攻坚战似乎陷入了“越治理越严重”的怪圈。

　　那么，当前各地采取的治霾举措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雾霾？突破“越治理越严重”的怪圈又遇到哪些瓶颈阻碍？对此，经济导报记者在淄博、济南两地进行了一番探访。

　　关停限产难解近渴

　　“根据环保部对全国74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的数据，济南市空气质量长期处于榜单的后10位，雾霾治理的情况不容乐观。”20日，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科研科高级工程师刘光辉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仅在济南，山东作为传统工业大省和碳排放第一大省，碳排放量约占排放总量的1/10，大气治理任重道远。

　　导报记者注意到，针对上周愈演愈烈的雾霾天气，济南市自16日零时起，启动了重污染天气III级响应，全市火电、钢铁、水泥等重污染行业共36家企业被要求停产、限产，保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30%以上。

　　尽管此举已是济南市第二次启动重污染应急预案，但在36家采取停产、限产措施的重点企业内，仍有明湖热电、章丘电厂等7家热电企业及裕兴化工1家化工企业存在污染物超标排放问题。

　　谈及为何还有企业在重污染天气下“顶风作案”，刘光辉解释说，原因在于山东今年刚刚提高了对一些重污染行业的排放标准，而按照过去标准改造完环保设备不久的企业，若要再次升级需要一定缓冲期。因此，环保部门特地留出半年时间作为缓冲调试期，让企业逐步整改治理，保证明年3月份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即使是采取了关停限产的强制措施，也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雾霾的肆虐。”山东大学能动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常景彩对此直言，随着国内废气排放标准逐年趋严，加之一些高耗能企业老旧环保设备缺乏日常维护，难以满足当前排放标准，通过要求重点企业采取停产、限产的手段仍难以应对当前雾霾高发的现状，必须寻求可靠的技术手段加以改造。

　　山东省能源环境管理中心、省能源环境交易所交易部业务总监陈再洋也认为，单纯依赖行政处罚、关停设备等传统手段已然不足以达到根治雾霾的目的，亦同当下政府机关简政放权的精神相背离。

　　倒逼地方标准加严

　　根据今年9月份环保部与山东省签订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明确要求山东到2017年要实现细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20%左右。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各地环保部门来说可谓压力巨大，如何在尽量不影响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落实减排任务，已然成为各地环保部门的当务之急。

　　“环保部门逐年加严排放标准，辅以实施关停限产等‘终极’的行政处罚手段，无非是希望通过强制性手段倒逼企业增强环保意识，加强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谈及根治雾霾的措施，淄博市环保局污染控制科负责人毛相楠道出了环境监管部门的些许无奈。环保部门近年来积累了大量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经验，整改要求及措施也已较为完备，但如何根据国家不断出台的新标准抓好落实，则是环保工作最大的难点。

　　为促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淄博市环保局于近日下发《关于对全市建陶企业实施环保限期治理的通知》，分自查、治理、验收三大阶段，要求对明年3月份前仍不能通过验收的建陶企业，一律实施关停。

　　据毛相楠介绍，淄博作为传统的陶瓷生产大市，全市共有建陶企业180余家，每年仅生产所需原料就高达1600多万吨。由于过去的生产组织管理标准与国家标准相差较大，使得建陶行业成为导致淄博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据了解，此次环保限期治理对各建陶企业的原料煤炭及粉性物料储存、煤质监管、烟(粉)尘治理、二氧化硫治理、氮氧化物治理等多个环节均提出了治理标准。其中要求，煤气站用煤的含硫率控制在0.5%以下，最高不得超过0.7%。治理后，二氧化硫及烟粉尘排放浓度必须分别控制在100 mg/m3和30mg/m3以内。

　　“这次对建陶行业的整改是根据2017年的排放标准执行的，一方面可以根据现有技术条件，尽可能提高对企业的排放要求，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环保设备频繁换代升级给企业造成的重复投入。”毛相楠表示。

　　企业无奈投巨资

　　“作为企业，我们不是不想一步到位改造环保设备，达到2017年甚至2020年的排放标准，而是当前的技术手段实在达不到政府要求的标准，我们心里也没底。”20日，作为淄博当地知名建陶企业，山东统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的环保科科长苏同新直言，环保部门每年往往只是拿出一整套整改方案和相应的完成时限，但在技术手段上对企业没有给予太多帮助。

　　苏同新给导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以脱硝手段为例，目前建陶行业往往是采用湿法脱硫技术，在脱硫的过程中顺带脱去一部分硝，但这种技术远远达不到环保部门的排放标准。

　　为此，企业专门找到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国内知名环保科技公司，然而在共同研发了7个月之后，考虑到脱硫成本太高且难以投入大规模实际建陶生产中，最终宣告夭折。

　　“今年单是环保设施的投入就达到了300余万元，若加上电费、水费、维修整改等投入，全年的总投入超过了500多万元。”苏同新给导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企业共有4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的脱硫和除粉尘设备根据规模不同分别为40多万元和30万元不等，因而仅此两项环保设备的总投入就高达300余万元；再加上8台每台价值约15万元的监测设备，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不改造便面临停产处罚的强制手段令他们备感压力。

　　无独有偶，济南热电有限公司金鸡岭热电厂环保车间主任庞战表示，今年7月份山东曾下发对于火电等重污染行业企业排污的新标准，对于各项排污指标进行了大幅缩减。热电公司为不触碰“红线”，今年不得不再次投入2亿多元用于环保技术升级。

　　在苏同新看来，由于消耗的是经营纯利润，环保设备改造的高投入无疑等同于高风险。“现在市面上的环保企业那么多，宣传的效果往往都很好，但如果达不到预期的排放目标，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巨大的损失。而环保部门往往出于这一考虑，不敢轻易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企业无奈只能一步步摸索着搞环保。”

　　被动行为普遍

　　采访中导报记者了解到，在对污染源头企业进行治理改造的同时，开发利用新能源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不失为治霾的另一种有益尝试。

　　“目前公司已经在全国13个省市建设了400余处生物质燃气示范工程。该项目以村或社区为单位，每年可解决50万亩农田的秸秆焚烧问题，折算后可减排PM2.5 1.01万吨。”山东百川同创能源有限公司的项目部经理强宁介绍说。

　　然而，这400余处示范工程多分布在江苏 、北京 、天津等地，山东仅有3处。谈及原因，强宁直言，上述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建设生物质燃气示范工程时均提供了每处100万元的补贴，因而普及情况较好。而目前山东各地对此尚没有补贴，单靠村镇自发投入不太现实。

　　“当地政府抓得紧一点，投入大一点，当地企业自然就会多上一些环保项目。”长期从事工业废气处理的济南乾坤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志国也有类似的看法。当前企业环保意识仍较淡薄，升级环保设施往往是环保部门监管下的被动行为，尚未达到自觉阶段。因此，环保企业往往只能靠寻求同政府的互动才能获得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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